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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貝聿銘:東方與西方•權力和榮耀
 叢書名稱: 三聯生活週刊•文叢
 作  者: 李菁/賈冬婷
 出版單位: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出版日期: 2019.08
 進貨日期: 2019/9/25
 ISBN: 9787807682998
 開  本: 32 開    
 定  價: 435
 售  價: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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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貝聿銘這個名字,似乎是一個超越了時代的存在。與之相聯繫的那些建築物——盧浮宮金字塔、香山飯店、蘇州博物館,都被時間證明了永恆性。某種意義上,建築與我們面對的一些重要問題息息相關——權力、榮耀、記憶、身份……

一個建築師是如何通過建築來回應這些終極問題,並將它們帶到永恆的?

超越建築師身份之外,貝聿銘又是如何見證和參與這一個世紀的歷史的?



在貝聿銘所見證的這個世紀之初,東方和西方曾爆發過相互交流和碰撞的“火柴熱”,這場文化的發酵延續至今……

在這個過程中,要拋棄什麼,要堅守什麼?

如何在全球化環境下建立一種既包容又自我的視野?



對這些問題的思考,正是本書希望帶讀者走近貝聿銘的原因。


內容簡介:

《百年貝聿銘》是一部基於實地採訪的貝聿銘傳記,改編自《三聯生活週刊》貝聿銘主題封面故事。在組稿過程中,兩位作者在紐約的貝氏事務所拜訪了貝聿銘的兩個兒子,聽他們講述了作為建築師和父親的貝聿銘;見到了貝聿銘的幾位助手、專案參與者和傳記作者,還原了他的成名史、他最重要作品的出爐過程;去上海和蘇州尋訪了貝聿銘和貝氏家族的生活史,並實地探訪了貝聿銘晚年在中國的作品,以圖還原他對中國現代建築語言的思考和實踐;還詢問了包括法國前文化部長雅克•朗在內的“大盧浮宮”項目參與者,解密了貝聿銘這一轉折性作品三十年來的爭議與和解。

兩位元作者以可貴的記者視角展現了貝聿銘的一生。書中的貝聿銘是個“普通人”:從學生時代到成人世界,憧憬過未來,懷疑過現實;換過專業,遇到過恩師;選擇畢業去向時曾幾經猶豫又備受質疑,在看似平順的職業生涯中經歷過大大小小的風波和危機……借著閱讀貝聿銘反觀自己和周遭世界,能給我們,尤其是年輕讀者,以實實在在的啟迪。

在成書過程中,作者在原刊內容基礎上進行了擴充和修訂,尤其是新增了對貝聿銘部分代表性建築作品的記述,是為瞭解貝聿銘晚年建築成就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增強了傳記作品的豐富性和完整性。本書既是一部貝聿銘的成長傳記,又是一部貝聿銘建築設計作品的編年史傳,可供建築文化愛好者和對貝聿銘感興趣的讀者收藏閱讀。


作者簡介:

李菁,2001 年加入《三聯生活週刊》,現任常務副主編,曾開設《口述》欄目,出版著作有《沙盤上的命運》《往事不寂寞》《活在別人的歷史裡》《記憶的容顏》《走出歷史的煙塵》。

賈冬婷,2005 年加入《三聯生活週刊》,現任主編助理,長期關注建築和城市領域報導,出版著作有《誰的城:一段正在消逝的記憶》《我們為什麼愛宋朝:重新發現造極之世》《理想的居所:建築大師與他們的自宅》。


圖書目錄:

序言 跨越東西方的人 / i



第一章 兩個世界的源頭 / 001

吳中貝氏…童年與故鄉…少年的新世界

這麼多年過去,貝聿銘與蘇州的貝氏家族只有一種遙遠的精神聯繫了。貝聿銘本人一直與在蘇州的家族成員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係,或許隱藏著複雜的心緒。他曾說:“我可能是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也可能是我。”



第二章 登上“柯立芝總統號” / 039

從賓大到麻省…投身哈佛…哈佛的新思維

貝聿銘並沒有對賓大建築系一見鍾情。“真正使我認定這不是我要上的學校的契機,是我在樓梯口看到了一幅巨大的素描。素描的內容是西藏的一座喇嘛廟。你知道,那是我的國家,而我當時根本不明白,一個名字叫菲茨傑羅德的什麼人如何能描繪出西藏的一座喇嘛廟。那時我想,建築學肯定是與我所想像的東西大不一樣的。”



第三章 紐約的新面孔 / 067

現代“梅第奇”的尋找…初露頭角…向商業地產進軍…安定的小家庭

“貝那時還沒有建過任何東西。然而,我可以從他畫的草圖判定,他確實才華非凡。”向貝聿銘伸出橄欖枝的紐約開發商齊肯多夫回憶道。去為單個的房地產開發商服務在建築業的既成慣例上是一次突破。那不是人們所認定的當建築師的途徑,但時代在發生變化。貝聿銘看到了這一點,而其他人卻沒有。



第四章 成為貝聿銘 /105

自立門戶…事業起步…從巔峰到低谷…從名流到大師…“大盧浮宮”的爭議與和解…蓬勃的事務所

“你為什麼要到巴黎來毀掉我們的建築遺產?”“不可理喻!”委員們把貝聿銘的設計比作“一個巨大的破玩意兒”。貝聿銘後來回憶道:“為我翻譯的那位女士很想為我抵擋那些充滿羞辱的抨擊,委員會當時就想把這個工程置於死地,他們差點就成功了。”



第五章 遊弋于不同文明之間 /181

構築世外桃源:美秀美術館…與歷史的完美對話:德國歷史博物館…最後的宣言:伊斯蘭藝術博物館

“從1990年起,我不那麼在乎建築物的造型了。設計一個獨特的建築造型對我不再是件難事。去瞭解認識我所做的才是很大的挑戰,我開始研究各種文明。”1990年,73歲的貝聿銘從事務所退休,他只接手自己感興趣的項目,追求一條商業資訊沒有那麼濃郁的藝術道路。



第六章 重返中國 /205

香山飯店:一次超前的實驗…中銀香港:風水漩渦…中銀北京:續寫的家族淵源…蘇州博物館:故鄉的收梢…結語

谷牧邀請貝聿銘“在中國留點紀念”,一開始的提議是在長安街設計一座高層建築,貝聿銘謝絕了。他堅持認為,在故宮周邊建高層,將是一個錯誤:“我的良心不允許我這麼做。……我無法想像,如果有一幢高層建築像希爾頓飯店俯瞰白金漢宮那樣居高臨下俯視紫禁城……”



附 錄

“在今天這個時代,他仍然會是一名偉大的建築師”

——專訪貝聿銘之子貝建中、貝禮中 / 259



貝聿銘主要建築作品年表 / 277


章節試讀:

少年的新世界



一直到17歲離開中國,貝聿銘少年時代的大部分時間是在上海度過的。那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正是黃金時代。自開埠以來,這個曾經的小漁村依託長江出海口的地理優勢,一頭連接著西方,一頭連接著供給橡膠、煤、大豆、石油、麵粉、棉花、絲綢、煙草等的中國內陸城市,成為一個華洋雜處、東西碰撞的遠東第一大城市。

乘坐汽船沿黃浦江蜿蜒而上,映入眼簾的上海標誌就是外灘。買賣商品所積累起來的財富需要相應的服務,於是上百家銀行在上世紀初應運而生,尤以外灘為聚集地。直到今天,這條江邊大道還保留著“萬國建築博覽”的原貌,各種氣勢宏偉的花崗岩建築鱗次櫛比,尤以海關大樓、?豐銀行、和平飯店、中國銀行為代表。而23號的中國銀行,是外灘眾多建築中唯一一幢由中國人自己設計和建造的大樓,看上去和周圍建築風格一致,又融入了很多中國風格的細節,比如傳統建築式樣的方形尖頂,欄杆和窗格處的鏤空民族圖樣,是近代建築東西結合的一個典範。不過,1927 年貝聿銘的父親貝祖詒從香港來到上海管理中國銀行時,這裡還只是在德國總會舊樓基礎上改建的營業樓,新樓從1934年才開始動工。

在上海,貝祖詒加入了一幫具有現代思想的銀行家和實業家組成的小集團,這個小集團以宋子文為中心。他們意識到,要使中國擺脫半殖民地的境地,以一個提倡貿易、工業、現代教育和西式禮儀的新式中國逐漸取代舊中國,其中之一就是要在外匯領域維護自己的地位。在香港的十年磨煉已經使貝祖詒成為外匯業務專家,1930 年中國銀行總處成立國外部,由貝祖詒兼任主任。此後,他在所有的商業港口開辦外匯交易業務,並在世界各地開設了18家中國銀行分行。住在租界區的貝家當時的生活也是西式的:貝祖詒總是穿著高領西裝,梳著分頭,參加俱樂部,打高爾夫球。

貝聿銘在2000年後設計蘇州博物館期間去上海時,曾去尋訪以前住過的地方。他去了南京路和石門二路交界的圓弧形轉角大樓,那裡原來是中銀宿舍;又去了後來居住的武康路378號,當時貝家與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陳立夫、國民黨中央財政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果夫、陸軍總司令顧祝同等人是一條馬路上的近鄰。不過,如今再去尋訪,這裡已經改造成了藝術家、設計師、精品店彙集的時尚街區“武康庭”,以前的大部分花園洋房還在,但貝家那幢被拆除了。還有一處是南陽路170號的“貝家花園”,如今用作一個餐廳和精品酒店。這幢鋼混結構的小樓建於1934年,帶有特殊的裝飾藝術風格。從南入口進入,先是一個花園,其中假山、小橋、池塘、葡萄架等一應俱全,中央一座五角亭尤為特別,據說是寓意五行,而其中屬金的一角正對大門。主樓為三層,酒店人員指引我從一側“龍梯”向上參觀。所謂“龍梯”是入口處雕刻的龍形裝飾,樓梯從這裡盤旋而上。而旁邊一側還有一部電梯,據說是上海第一部OTIS(奧的斯)電梯,現在仍可使用。主副樓之間的門廊照壁上也別有洞天,刻有一百個不同的篆體“壽”字。而附近不遠處的銅仁路333號也和貝家有關,這裡是匈牙利建築師鄔達克在上海的最後一個作品——著名的“綠房子”,一度是貝潤生的五女婿吳同文的私宅。

貝聿銘初中在上海青年會中學就讀,高中則就讀于上海聖約翰大學附屬中學。當時的聖約翰中學是美國聖公會教徒開辦的一所昂貴的寄宿學校,致力於用西方的價值觀教導中國上層家庭的孩子,貝聿銘在學校的成績一直名列前茅。貝聿銘後來回憶,他在上海接觸了新的建築、藝術和生活方式,會在週末和朋友們乘車去鬧市區,常去大光明電影院看電影,或者去桌球房打桌球。他後來甚至把桌球視為一種靈感來源:“桌球是一種幾何遊戲,我愛玩,也玩得不錯。它其實是一種向量,一種幾何的向量,玩桌球可以瞭解幾何,這一點是我後來才體會到的。同時,桌球也是一種策略遊戲,其中確實存在一些作為建築師所需具備的要素。”若干年後貝聿銘返回中國,還特地去了趟聖約翰中學舊址所在地,在原來的教室坐了一會兒。聖約翰中學如今成為華東政法大學的一個校區,很多老建築還原樣保留著。

在貝聿銘去打桌球和看電影時,附近的國際飯店也越來越高,這讓他依稀看到了未來。“人家都說這幢樓要造24層,可我就是不相信!你想像一下,周圍的樓都只有五層、六層、七層、八層,而這幢要有24層。所以每到週末我就會去看它慢慢升高……”如今的國際飯店在南京西路上當然不再那麼突出,但在30年代,這幢深褐色的“24層大樓”有“遠東第一高樓”之稱,非常豪華,有當時最高級的客房200多間。貝聿銘自己找到了建築師的資訊,這幢樓同樣是鄔達克的作品,當時上海流行殖民地古典建築,鄔達克是這方面的大師。



當時的上海是很國際化的,因而也更開明和包容。我就在那裡讀中學,上海的許多新思想使我受益不少,我接觸了新的建築、藝術和生活方式。但上海是個既精彩又腐敗的世界,我從上海學到的有好有壞。好的是我從上海約略地看到了我在蘇州未曾見過的未來或是未來的開始。上海新蓋的樓房對我顯然影響不小,那時,上海已是越蓋越高了,這是很特別的。蘇州的房子大多是一兩層或是三層,那已算是高的了;而上海當時卻在蓋10、20、30 層高的大樓。我就由此喜歡上了建築。



從那時起,貝聿銘已經看到西方新建築風格的萌芽,尤其被它所能達到的高度深深吸引了——“從那一刻起,我開始想做建築師。”父親貝祖詒與很多英國銀行家有交往,很自然地建議兒子去英國讀書,然而,貝聿銘已經被電影裡常出現的美國迷住了。他晚年回憶起上海的早期生活時說:“我幾乎從不錯過巴斯特•基頓(Buster Keaton)、哈樂德•洛德(Harold Lloyd)、查理•卓別林(Charlie Chaplin)或平•克勞斯貝(Bing Crosby)的電影,這也是我當時選擇去美國,而不是英國留學的原因。在我看來,美國的校園生活似乎充滿了樂趣;我當時很年輕,希望過那種生活。”雖然他遵照父親的要求參加了牛津大學的考試,但最終還是選擇去美國讀書,學習建築。



自立門戶



基普斯灣專案之後,貝聿銘又陸續設計了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比如台中的路思義教堂、費城的社會山改造項目等。在齊肯多夫手下,固然設計了不少項目,很多都盈利不少,但並沒有建築美學上的太大造詣,這也是讓貝聿銘有點苦惱的。他不願意被永久地固定為“房地產開發商的建築師”,只會設計房地產專案。

與齊肯多夫一起工作,貝聿銘也見證著很多人像過山車一樣大起大伏的命運。上世紀50年代中期,當時紐約中央鐵路公司新上任的總裁羅伯特•揚意欲重修中央車站。中央車站是紐約市的地標性建築,聞聽此訊,齊肯多夫當然不會放過這一機會,貝聿銘也躍躍欲試。他設計了一個頗為現代風格的雙曲面大樓——如果想要實現這個,需要一個大手筆,需要拆除舊車站,在羅伯特看來,雙曲面大樓是他接到的幾個改建提案中,最出色的一個。然而,1957年,因為中央鐵路公司的巨虧醜聞,羅伯特•揚自殺身亡,雙曲面大樓也灰飛煙滅。而此時的齊肯多夫也走上了瘋狂擴張的道路,這讓貝聿銘非常不安。韋伯納普公司充滿魅力和繁榮興旺的表像背後潛伏著日益難以把握的抵押和高息貸款隱患。1955年左右,貝聿銘即向齊肯多夫表示過他的不安,流露出想離開的想法。“齊肯多夫是一個傳奇的開發商,他總是渴望嘗試新想法,做大生意,抓住所有機會。他在房地產行業賺了大錢,也賠本不少。齊肯多夫想做些大事情。他喜歡讓貝聿銘和貝聿銘的專業建築師團隊幫助他實現自己的想法。而且他和貝聿銘非常親近,兩人就像父子一樣。所以貝聿銘提出離開、創立自己的建築事務所,對他來說非常突然。”珍妮特•斯特朗評價。

但是這樣的處理無法根本性地消弭貝聿銘對職業未來前途的憂慮。雖然貝聿銘在華盛頓、蒙特利爾、費城等地為齊肯多夫完成的大型規劃,為他提供了寶貴的經驗,但像一些低收入住房和商業開發等項目,都有藝術性上的局限。“我知道如果我待在這家公司,我將永遠無法得到我真正想要的項目。”事實上,貝聿銘確實曾一度被美國建築師協會排除在外,因為有些成員認為他是“房屋建築師”(House Architect)。基於這些原因,貝聿銘所追求的那些在藝術上有挑戰、曝光率高的專案一開始就將齊肯多夫的公司和貝聿銘排除在外。他一直覺得,他和齊肯多夫的關係,很大程度上使他喪失了設計林肯中心的機會,而這也是當時最受人追捧的設計專案。

儘管頗感意外,但大度的齊肯多夫還是以高姿態來處理了貝聿銘的憂慮。“大概在1955年和1956年,我對齊肯多夫說了我們的不安心理,他非常理解,對我說:‘你們可以接一些外面的業務,但不要把我們忘了。’”貝聿銘後來回憶說。

1959年,貝聿銘的母校麻省理工學院邀請他設計一幢九層樓的地球科學實驗樓。齊肯多夫同意貝聿銘以個人名義接下母校擴建項目。這也是貝聿銘第一次建立傳統意義上的客戶關係。貝聿銘說服麻省理工放棄原計劃,把實驗室建成20層的高樓。他承諾說,這幢樓將成為使該學院新古典主義風格的校園成為有機整體的里程碑式建築。塔樓於1964年落成,當時是麻省理工學院甚至是整個劍橋小鎮最高的建築。但在這個專案中,經驗尚淺的貝聿銘出現了一些設計失誤,其中最尷尬的就是塔樓的門有時會因為風力作用而打不開。直到後來進行了重新設計才解決了這一問題。後來,貝聿銘為自己在這第一個獨立的建築項目裡沒能好好抓住機會而感到遺憾。他說:“當時接到這個專案的時候,我大量的時間都是為齊肯多夫工作的。不過,現在想來,就算當初有時間,我的思維模式也因為一直做低成本住宅而變得很僵化,很難打開思路。我是後來慢慢地才拓寬思維,將建築視為一門藝術……如果那時我能多點時間、多點經驗,那本來會是一個很重要的開端。”此後幾年裡,貝聿銘又為麻省理工設計了三棟大樓。

1960年,貝聿銘自立門戶,開始獨立創業。這個新團隊聚集了原來齊氏公司設計部門的核心人馬,建立了貝聿銘及合夥人建築師事務所(I.M.Pei&Associates)。他根據設計室的面積付給齊肯多夫一筆象徵性的租金,並且按合同給齊氏提供服務。而齊肯多夫給貝聿銘和他的合夥人寫了一份很動感情、也很傷感的告別信。信中說,12年不長也不短,“在一起,我們創造了歷史。我們所經歷的劃時代的事件,都將被未來世界中當代生活的記錄者們重視;在他們的筆下,我們的事業深遠地影響了美國建築史進程,而我們對美好設計所衍生出的生活方式做出的改變,也將被記錄在冊”。貝聿銘後來說,30年後重讀這封信,依然令他潸然淚下。就算在30年後,他依然感念齊肯多夫——“(他)教會了我如何評估一片土地;我看待一個地段的眼光完全地轉變了。”

令人唏噓感慨的是,齊肯多夫後來像是交了噩運。1962年5月28日星期一,股票市場遭遇了1929年以來最劇烈的下跌,房地產也隨之一蹶不振。韋伯納普公司一直在承擔無節制的經營費用所帶來的重荷。由於他的交易數量龐大、性質複雜,齊肯多夫必須花錢請大批律師和會計師處理細節問題。光是貝聿銘的設計部每年就要花掉100萬美元。同時,飛機旅行的新風使管理人員能夠在一天之內訪問不同的城市,從而降低了其旗下九家飯店的客房佔用率。據報導,公司在1959年到1965年之間總共虧損了7000萬美元。為了應付把他團團包圍的債權人,齊肯多夫只得在公司的房地產完全盈利之前,忍痛把它們一宗接一宗地賣出去。令人歎息的是,股票的暴跌使公司損失了齊肯多夫與貝聿銘當年傾心合作的一些項目,包括丹佛的裡高中心、費城的社會山和紐約的基普斯灣廣場。

1965年一個星期五的下午,當齊肯多夫開著那輛豪華大轎車行駛在東河車道上時,車載電話響了,他被告知美國中部海洋銀行已經下令收回一張850 萬美元的票據。韋伯納普公司破產,欠下8000 萬美元的債務。齊肯多夫所有的電話都被切斷。評估人員給韋伯納普公司的傢俱加上標籤,標出價格,準備破產出售。齊肯多夫寫道:“現在一切都停止了。我再也不能代表公司做事。實際上,我成了守靈時的旁觀者,一個在公務上已經不存在的人,這對我是一種既陌生又痛苦的角色。”

1968 年,齊肯多夫宣佈個人破產,這一年,他的妻子在與他團聚的途中因飛機失事遇難。1976 年,在曼哈頓大陪審團判定他沒有交納州所得稅六個月之後,齊肯多夫因第六次中風,離開了他曾叱吒一時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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