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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傳記 考古
 
 
 
 
器物學與藝術史
 叢書名稱: 民國學術的知識譜系
 作  者: 朱淵清
 出版單位: 中西書局
 出版日期: 2019.12
 進貨日期: 2020/5/21
 ISBN: 9787547516515
 開  本: 16 開    
 定  價: 585
 售  價: 312
  會 員 價: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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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本書為《民國學術的知識譜系》叢書第三冊,收錄了7篇歷史學、器物學與藝術史方面的研究論文,作者均為史學界、考古學界、藝術史學界的重要學者,撰述者包括王正華、徐堅、鄭岩、李軍、賴德霖等,內容涉及中國“器物學”到現代考古學的轉型,藝術學概念的分析探討、古典建築設計觀念及實物的分析、圖像史的視覺文化研究,是一部重要的歷史學、古器物學和藝術史研究作品集。本叢書從知識考古的角度,去發掘、梳理民國時期的學術史,作者是文科各領域的專業研究者,他們把各自對本學科的學術史反思書寫出來,對於今天有特別的意義。


內容簡介:

本書《器物學與藝術史》為《民國學術的知識譜系》叢書第三冊,收錄了7篇歷史學、器物學與藝術史方面的研究論文,作者均為史學界、考古學界、藝術史學界的重要學者,撰述者包括王正華、徐堅、鄭岩、李軍、賴德霖等,內容涉及中國“器物學”到現代考古學的轉型,藝術學概念的分析探討、古典建築設計觀念及實物的分析、圖像史的視覺文化研究,是一部重要的歷史學、古器物學和藝術史研究作品集,從不同的學科領域梳理了民國時期器物學的發展和轉型,以及圖像、視覺、概念等角度的藝術史研究。


作者簡介:

朱淵清,上海大學中文系教授,從事上古史、器物史、民國學術史的研究。曾出版專著《書寫歷史》,並策劃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早期中國叢書》等。


圖書目錄:

關於民國學術的知識譜系 朱淵清

羅振玉的收藏與出版:“器物”、“器物學”在民國初年的成立 王正華
新鄭李家樓:從盜寶私藏到學術公器 徐堅
論“美術考古學”一詞的由來 鄭岩
古典主義、結構理性主義與詩性的邏輯——梁思成、林徽因早期建築設計與思想的再檢討 李軍
設計一座理想的中國風格的現代建築——梁思成中國建築史敘述與南京國立中央博物院遼宋風格設計再思 賴德霖
文化觀遭遇社會觀:梁劉史學分歧與二十世紀中期中國兩種建築觀的衝突 賴德霖
沈從文的圖像轉向:一項藝術史角度的視覺文化研究 李軍


章節試讀:

關於民國學術的知識譜系
朱淵清
2012年,我和朋友們編了《民國學術的知識譜系》。2017年4月,我曾為這套書寫了一個長序。現在這套書終於要出了,我想簡單地說一下編輯這套書的一些想法。
研究各種不同學術領域,都要去追溯相關的學術史研究,學術史就存在於人們為發展、創新學科而作的知識的回顧和反思中。我個人理解的學術史,還不是證明通向今天的知識權力之路:不宣示正統、不標榜權威,而是探尋過去曾經出現卻未能被承習的那些學術實踐和學術思想,它們就好比知識之路上的一個個潛在指向另外通路的標識。我們發掘某一個時代文化的知識地層,發現找到這些潛在的標識,重新思考它們的可能性和意義。正是這種清冷的工作,今天的知識之路因此才得以拓寬,今天的學術因此才更具有反思理性的價值。學術史,在我看來也可以說就是重新梳理知識譜系的工作。本書是關於民國學術史的,作者是文科各學科的專業研究者,他們將各自對本學科的學術史反思書寫出來,對於今天有特別的意義。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我讀到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福柯的《癲狂與文明》(《古典時代瘋狂史》的中文縮簡譯本),石破天驚般的震撼,一讀再讀,為福柯的歷史思想所深深吸引。之後讀了更多福柯的東西,特別受益於《知識考古學》。福柯用考古學的地層學思想來考察知識與思想史,指出歷史是斷裂的而不是延續的。這引導我走上研究歷史之路,並且著迷於思想與知識史研究。福柯晚年以“知識—權力—身體”三角關係作譜系學分析,用知識譜系學代替自己早年的知識考古學。用這種譜系學分析方法,福柯寫出了《規訓與懲罰》、《性經驗史》。福柯的譜系學考察產生知識的真理體制和求真意志是如何在某種權力形式和權力關係中誕生的。相比早年的知識考古學,福柯放棄了對“深層意義”和“本質”的追問,而關注“表層”,尋找時間的細節、微小轉換和細緻輪廓的外現,用福柯自己的話:“譜系學是灰色的,注意細節的。……譜系學要求耐心和對話細節的知識與廣泛的原材料的積累。”福柯以此譜系學反對黑格爾似的絕對理念展開的歷史,在他看來,歷史並非存在終極目的,歷史並非普遍理性的進步史。福柯反對根據現在寫過去的歷史,反對決定論,他是要書寫“問題化的歷史”。福柯對歷史呈現在表面的花紋作細節的梳理和譜系解讀,在歷史面前提出自己的問題,這是特別值得肯定的、打破決定論迷信的科學研究方法。我將這三本書稱為《民國學術的知識譜系》,是向福柯致敬,我們同樣試圖書寫“問題化的歷史”,發掘新材料,用細節來展開思考。
感受真實外物是知識的來源。很多年前去卡納維拉爾角宇航中心,展櫃裡有一塊美國宇航員從月亮上撿回來的石頭,展櫃上開一個可以伸入一隻手的圓孔,這是專門用來給人們觸摸感受的。美國和歐洲的城市,有專門出售化石的商店,旅遊景點上小攤販出售各種化石和化石製品更是隨處可見。小孩子購求收藏古巨鯊、劍齒虎的牙齒化石,恐龍的爪和骨化石,從小愛好親近這些東西,對探索古生物學、礦石學的知識,有著無比的幫助。說到考古學,美國第三任總統傑弗遜在弗吉尼亞自己的田地裡發掘,第一次把一座土墩墓橫切出了一條探溝或剖面,從而開創了現代考古學。可惜在知識來源的問題上,中國古代思想家們留給我們的很多是全然直覺的神秘通見,拒斥所有的聞見之知,甚至不依靠任何符號,而可以直接深入事物內部,與事物融合為一。老子“五音令人耳聾,五色令人目盲”。孟子接受併發揮了老子的這個思想,認為心是思的器官,只有心才能思;耳、目如果去接受外物,只能受到外物的誘引而妨礙心思。“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孟子還強調“志”對“氣”的指導,使氣運行身體內受到“義”的養育而至大至剛,成為充塞宇宙的浩然之氣,然後就可以“內聖外王”了。中國傳統教育強調在本文化裡如何去做“人”,絕少鼓勵,甚至是禁絕對外物知識的探索。
東漢“學問開始帶有校勘學、考古學的性質。它已不單純是思想的產物,而變成了附有歷史內容的學問”。魏晉個人覺醒,一些最優秀的學者直面自然追求真知。雖然陸璣、郭璞還是以為經作注的傳統形式在作品中植入自己探索的新知,但是他們的發現真是了不起。張華第一次記述了石油及其特性,郭璞詳細描述了大熊貓、白鰭豚。可惜這樣的學問和做學問的方法,傳統社會中少有傳承。魏晉時期陸璣、張華、郭璞等人的知識之所以可貴,是因為他們面向自然、面向真實外物。福柯的知識考古學最早指出西方早期博物學中存在一次與數理科學革命內在關聯的認識型轉換,但魏晉博物學並未在中國引發可以導致科學革命的認知。
明清一些模仿《博物志》的著作,比如明董斯張的《廣博物志》,是神話、傳奇、故事、器物等等分類抄錄的類似類書的“雜燴”,其知識的興趣在於廣記異聞,而完全不在於探索、發現和不斷地批評求真。我猜測董斯張的這部容納宇宙萬物知識的龐大著作,有可能就是博爾赫斯所說的某種中國百科全書,並且就此成為福柯《詞與物》的“前言”開始討論的對象。當然,也可能是《太平御覽》。
福柯說他寫《詞與物》,是受博爾赫斯的啟發,博爾赫斯曾引述過“某種中國百科全書”中出現的對動物的如下分類:(a)屬於皇帝的動物;(b)散髮香氣的動物;(c)馴服的動物;(d)乳豬;(e)美人魚;(f)臆想的動物;(g)自由的狗;(h)包括在此分類中的動物;(i)像瘋子般激動的動物;(j)不可勝數的動物;(k)用很細的駝毛筆畫的動物;(l)其他動物;(m)剛剛弄碎了罐子的動物;(n)遠看像蒼蠅的動物。福柯說:“在這個令人驚奇的分類中,我們突然間理解的東西,就是我們自己的思想的界限,即我們完全不可能那樣去思考。”“那麼,不可能思考的東西是什麼呢?我們在這裡涉及的是哪種不可能性呢?這些奇異標題中的每一個我們都可以給予確切的意義和可表明的內容;某些標題確實包含稀奇古怪的生物:傳說中的動物或鰻螈,但是,恰恰是因為把那些東西置入它們各自的位置之內,這部中國百科全書才能定位它的傳染力;它謹小慎微地把十分真實的動物(那些發瘋的動物,或剛打破水罐的動物)與那些只存在於想象中的動物區分開來了。”福柯意識到:“侵越任何想象和任何可能思想的,僅僅是把所有這些其他範疇相互聯繫在一起的那個英文字母系列(a、b、c、d)。”福柯清楚地認識到古代中國有一個包容宇宙萬物的,並且被固定分類所預先規範的知識認知體系。這就是絕大多數唐宋類書所代表的,以天、地、人、事、物、鬼、神無限展開的知識分類體系(《太平御覽》有更複雜的55部分類體系)。用預先固定的分類體系來表示宇宙秩序,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我們可以舉代數學為例。中國以算法為中心的籌算制度,未能形成一個嚴密的演繹體系,籌算數學發展到十三世紀已經到達極限,再向前發展必須向符號代數轉化。元初,朱世傑(1303)用天、地、人、物來表示四個未知數,其係數分別放在“太”的下方、左方、右方和上方。上、下、左、右四個方位,只能放四個未知數。如果有五個未知數,就無法安排,推廣到n個更不可能。突破籌算限制向符號代數轉化沒有完成,中國數學就此出現三個世紀的中斷。其實,用天、地、人、物表示未知數,已經有了引入符號的特徵,可惜這套符號帶“場”出現,表示的是文化的宇宙觀秩序。
中國古代知識的分類體系起源於“小學”《爾雅》,這是孔子及其學生為解釋《詩》、《書》、《禮》、《易》、《春秋》語詞含義而開始編輯的詞典。中國古代的知識是以經部為核心的。“經”是規訓的知識。所謂六藝,說明了“經”的來源。春秋末,孔子以《詩》、《書》、《禮》、《易》、《樂》、《春秋》六部他整理的書籍課徒。《隋書·經籍志》說人何以為人的六教。春秋後期,略早於孔子,齊國的五官技和楚國的九門學也都是規訓的知識。古籍四部分類中,經部之外的其他部都是經部的擴充和修飾。
中國古代傳統知識是規訓型知識。規訓型知識是老輩人形塑、教化、規範小輩人,教育他們“其何以為人”、如何做人的知識。這種以人的規範教育為目的的知識系統,忽視自然界、忽視實物、忽視人自身的各種技術發明和創造。我以探索型知識與規訓型知識對應。探索型知識是直接面對自然界、積極認知真實外物、積極創造與發明各種技術,通過批評質疑而不斷求真的開放的知識認知系統。中國歷史上,在萬千科舉狀元進士之外,還是有張華、郭璞、沈括、宋應星、徐霞客這些傳統文化的異類。不管如何,人類知識在社會中保存傳承,卻只能創造發明於一個個活生生的個人的大腦中。
清末民初,傳統學術因為西方現代科學的傳入,發生了最根本的變化。民國初年,舊的知識體系終於瓦解,全新的現代知識體系逐步建立起來。大量西方的科學知識,以及分析思維的方式,是由羅振玉、王國維、丁文江、胡適、傅斯年他們接受、引介進入中國,他們成為民國新學術的引導者。羅振玉和傅斯年之間的爭論,其實是關於學術的國家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傅斯年執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後,非常運氣的是殷墟發掘震驚世界,科學的考古學在國家主義背景下蓬勃發展起來。羅振玉貢獻了殷墟在安陽小屯的準確地理位置。羅振玉從二十世紀初發現甲骨始就以個人之力全力搜求研究,對甲骨卜辭的年代、卜法也有開創性研究,他的指導及其收藏品還幫助王國維作出了商代世系的重要研究。但是羅振玉的“器物學”(包括藝術史)在中國卻很難發展起來。這背後有政治經濟體制的深層原因。在中國考古學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我們應該更多考慮器物學和藝術史的發展了。
器物學和藝術史的發展需要物產權的法律保障。意大利美第齊家族的文物和藝術品鑒賞和收藏活動,與銀行業乃至資本主義的興起有著密切的關係。古代中國的墨子和孟子奠定了中國的烏托邦政治思想:老有所養、幼有所依、死喪有埋葬。烏托邦政治思想中沒有“產權”概念,此後兩千多年的中華帝國歷史,從來就沒有對產權的初始界定和重新安排以選擇節約交易費用、提高經濟效益的契約的法律制度。孟子和梁惠王談與民偕樂,說到用民眾之力造靈台、靈沼,與民共賞鴻雁麋鹿,前提還是洿池山林都屬於王所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以及土地埋藏和生長物的所有權從來不在民眾手裡。孟子要求“明君”“制民之產”,所以他的“有恆產”之說我總感覺不可靠。當然,我贊同孟子有自由經濟思想。
羅王之學,是要從文獻走向實物真實。王正華關於羅振玉的收藏的研究引人深思,完全淵源於個人興趣的個人知識,在現代考古學的初起之時發揮著無可比擬的巨大作用。最近讀到類似的一個關於吳大澂收藏的研究。從吳大澂到羅王是中國傳統古器物學的延續,但同時也是中國學術現代化的一個轉折。就我自己來看,羅振玉對於現代中國學術的貢獻還遠不止於王正華所寫。我本人曾寫了一篇7 萬字的長文《王國維的困局》,因為體例和篇幅等原因,此次沒有收入,有點遺憾。徐堅關於李家樓、洛陽金村出土文物及其搜集整理的研究,是他尋找的“潛流”。汪濤、陳星燦、方輝的幾篇關於中國考古學初起時的文章,利用非常難得的檔案材料告訴我們一些不可忽略的關鍵細節,也提醒我們更全面更審慎地評估西方漢學家對中國現代學術的作用和影響。相比之下,我關於勞費爾的《中國古玉》只是一個讀書筆記,出現在書中僅僅為彌補勞費爾這位西方最偉大的漢學家之一在中國少人問津的遺憾,到目前為止,他兩百多種作品中僅有《中國伊朗編》和《中國籃子》被翻譯成中文。
我本人寫了朱希祖史學的文章。朱希祖是近現代學術史上幾乎完全被遺忘的重要學者,他是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的創始人,是中國歷史學科課程體系的最早設計者,對國史編纂、檔案整理、地方史志、文物調查都作出了重要貢獻。他的歷史研究,從先秦一直到太平天國乃至民國初年,範圍廣涉歷史研究的幾乎所有分支學科。朱希祖是中國史學史學科的開創者,《汲冢書考》迄今為止還是中國史學史最重要的一項研究成果。翟志成現在的胡適與錢穆的論文,是遵從翟先生最近的意見。7年前,我向翟先生求要的另一篇論文不能收入,我感到遺憾。那篇論文是關於胡適和馮友蘭兩本中國哲學史的書寫,顯然就哲學史言,馮書超越了胡著。胡適是最寬容大度的人,然而在對待馮這個超越自己工作的成績時,他的表現並不能坦然。徐雁平的文章與這套書的整體風格似略有不同,但中國文學史是中國人文學科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雁平兄利用族譜作的家族史研究很富特色。
賴德霖貢獻了兩篇關於中國近現代建築史的論文。德霖兄是清華大學學建築的工學博士,又是芝加哥大學的藝術史博士,由建築設計師來寫的建築史是很可珍視的。李軍關於沈從文的文章,時間跨度上已經超過了民國。李文對沈從文的思想的解讀富有激情和啟發性。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期,“可以不說,不能胡說”的沈從文放棄文學,從事器物學研究。中國現代古器物學的建立,與一個僅僅接受過小學文化教育的文學家緊緊相連,這是我執意收入軍兄文章的原因。我大學的啟蒙老師程應鏐先生可以說是沈從文晚年唯一的朋友。程先生上課經常說到沈從文,說他閉著眼睛摸一下瓷碗的底就知道是什麼年代的,我當時聽得一愣一愣。沈從文先生後半生的大部分日子不好過,但他以個人之力,幾乎重建了現代中國的古器物學學科。
《民國學術的知識譜系》分“歷史學”、“考古學”、“器物學與藝術史”三個部分。當然這些僅僅是民國人文學術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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