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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傳記 各國史 美洲史
 
 
 
 
尼克松回憶錄:時代的破冰者(全2冊)
 作  者: (美)理查•尼克森
 出版單位: 天地
 出版日期: 2019.05
 進貨日期: 2019/8/16
 ISBN: 9787545543247
 開  本: 16 開    
 定  價: 960
 售  價: 576
  會 員 價: 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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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從草根之子到美國總統,從頑固的“反共分子”到“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尼克森緩解美蘇關係、中美關係,結束越戰,推行廢除種族隔離政策,直到水門事件,成為美國有史以來一個因彈劾而辭職的總統。作為跨越整個冷戰時期的政治人物,他的一生跌宕傳奇,是美國曆富爭議的總統之一。水門事件一出,他的所有政治聲譽一夜之間盡毀。此後的數年,尼克森以在野身份繼續關心和介入美國內政外交,直到生命的終點。他去世時,克林頓及四位前總統同時出席葬禮。
本書是尼克森*的回憶錄,內含大量*手資料,尤其是尼克森的筆記、口授日記記錄,對會議、談話或事件的口授錄音,“根據這些錄音帶提出的報導,比過去的一切報導都更為完整”。從事件中心者的視角進入這本書,你會發現一個更全面、更複雜的尼克森,進而瞭解美國的對外政策思想脈絡、總結冷戰時期的國際政治歷史、認識其後的世界發展趨勢。


作者簡介:

美國政治家,1969—1974年間擔任第37任美國總統,1974年時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在任期內辭職的總統。1972年和1976年兩度訪華,是首位在任期間訪華的美國總統。1962年,尼克森寫了《六次危機》一書。20世紀70年代末到90年代先後出版《尼克森回憶錄》《真正的戰爭》《領袖們》《不再有越戰》和《1999:不戰而勝》《超越和平》等。


圖書目錄:

上冊

第一章.早年(1913-1946)

第二章.眾議員和參議員

1946年:競選眾議員 /

赫脫委員會 /

希斯案件 /

1950年:競選參議員 /

1952年:總統競選活動 /

基金危機 / 1952年的大選

第三章.副總統(1953-1960)

1953年的國際外交 /

喬·麥卡錫 /

1954年:印度支那危機 /

會見邱吉爾 /

1954年的選舉 /

心臟病發作 /

1956年:再度競選 /

慈悲行動 /

總統中風 /

1958年:南美洲 /

謝爾曼 ·亞當斯的辭職 /

1958年的選舉 /

1959年的卡斯楚 /

赫魯雪夫和“廚房辯論” /

1960年的競選

第四章.普通公民(1961-1967)

豬灣 /

1962年:競選州長 /

1963年在紐約當律師 /

1964年:戈德華特的競選活動 /

1965年:重新估計局勢 /

1966年的選舉

“不過問政治的休假”

第五章.1968年的競選和大選

當選總統

第六章.總統職位(1969-1972)

歐洲和戴高樂 /

艾森豪 /

“早餐行動” /

EC-121飛機事件 /

洩密和竊聽 /

越南:公開建議和秘密表態 /

反對越南戰爭大示威 /

沉默的多數 /

1969年:總統和國會 /

阿波羅 11號 /

林登 ·詹森: 1969年 12月 /

第一年/

1970年 /

柬埔寨事件和肯特州立大學事件 /

休斯頓計畫 /

約旦戰爭 /

古巴危機 /

1970年選舉 /

1971年 /

藍山 /

白宮錄音帶 /

甘迺迪畫像 /

特裡西婭的婚禮 /

五角大樓文件 /

1971年:經濟管制措施 /

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的突破和柏林問題的解決 /

印巴戰爭 /

六大目標 /

派特



下冊

1972年 /

總統的政治活動: 1972年 /

中國 /

國際電話電報公司 /

北越進攻南方 /

1972年 5月 /

第一次首腦會議 /

1972年 6月 /

水門事件 /

格雷的電話 /

民主黨提名的候選人 /

1972年競選運動 /

越南問題的突破 /

貪污問題 /

戰爭的結束

第七章.總統職位(1973-1974) /

1973年 /

水門事件又起 /

3月 21日的談話 /

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辭職 /

戰俘回家 /

5月 22日聲明 /

第二次最高級會議 /

約翰 ·迪安作證 /

白宮裝有錄音系統一事被洩露 /

試圖重整旗鼓 / 阿格紐被控 /

1973年 10月 /

挫折和挽回頹勢 /

18分鐘半的空白 /

產業和所得稅 /

對我的人身攻擊 /

1974年 /最後一次遊說 /

1031能源 /

一場消耗戰 /

中東之行 /

第三次最高級會議 /

彈劾的夏天 /

“總統職權下降到了最低點” /

決定辭職 /

最後的日子


章節試讀:

中國

1971年 7月 15日晚上 7點半鐘,我從加利福尼亞州伯班克城的一個電視廣播室裡向全國人民講話。我只講了三分半鐘,但是我的話成了 20世紀最出人意外的外交新聞之一。

我一開頭說:“我要求佔用今晚的電視時間,是為了宣佈我們在爭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努力中有了重大的進展。”接著我念了一個公告,這個公告同時也正在北京發表。

周恩來總理和尼克森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 7月 9日至 11日在北京進行了會談。獲悉,尼克森總統曾表示希望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周恩來總理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邀請尼克森總統于 1972年 5月以前的適當時間訪問中國。尼克森總統愉快地接受了這一邀請。

中美兩國領導人的會晤,是為了謀求兩國關係的正常化,並就雙方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

在這簡短的公告背後,有著兩年多複雜、微妙和堅定的外交招呼和談判。雖然我們能夠保持近乎奇跡般的機密,其實對華採取主動是經過最公開的準備步驟的出人意料的歷史事件之一。

我認為美國和共產黨中國建立關係非常重要這一想法,是我在 1967年為《外交季刊》寫的文章中第一次提出的。我在就職演說中間接地提到了這一點,那時我說:“我們尋求一個開放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國家無論大小,它們的人民都不生活在憤怒的孤立狀態之中。”不到兩個星期以後,在 2月 1日,我寫了一個備忘錄給基辛格,主張我們竭力鼓勵政府探索同中國人改善關係的可能性。我還寫道:“當然,這事要私下去做,絕不能由我們這方面公開到報刊上去。”1969年這一年,中國人沒有理睬我們幾次在低水準上發出的重要信號。到了 1970年,我們才著手認真尋求開始對話的途徑,看看能夠產生什麼結果。

對華主動行動的第一個認真的公開步驟是在 1970年 2月採取的,那時我向國會提出了第一個外交報告。關於中國問題的那一段是這樣開始的:中國人民是偉大的、富有生命力的人民,他們不應該繼續孤立於國際大家庭之外……指導我們同共產黨中國關係的基本原則,是同指導我們對蘇政策的原則相似的。美國的政策不大可能很快對中國的行為產生多少影響,更不用說對它的思想觀點了。但是,我們採取力所能及的步驟來改善同北京的實際上的關係,這肯定是對我們有益的,同時也有利於亞洲和世界的和平與穩定。

北京的領導人清楚地瞭解這一報告措辭的意思。兩天以後,中國駐華沙大使在同美國大使沃爾特·斯托塞爾的會談中,引人注目地建議把他們到那時為止斷斷續續的、沒有結果的會談搬到北京去舉行。他還暗示,他們將歡迎一位高級官員擔任美國代表團團長。

1970年 3月,國務院宣佈放鬆對於去共產黨中國旅行的大部分官方的限制; 4月,我們宣佈進一步放寬貿易管制。

把華沙會談搬往北京的建議在 5月遭到了挫折,那時中國人為抗議我們對柬埔寨的軍事行動而取消了一次原定舉行的會談。有幾個星期,看來同中國的對話倡議似乎告吹了。但倡議的基本原則是以對雙方互相有利這一明確的估計為基礎的,因此,在幾個月後中國人表示願意重新開始我們的外交小步舞時,我並不感到奇怪。 7月,他們釋放了美國天主教主教詹姆士·愛德華·華理柱,這位主教是在 1958年被捕的,已經被關了 12年。

10月初,我接見了《時代》雜誌的記者。我說:“如果說我在死以前有什麼事情想做的話,那就是到中國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們去。”

10月 25日,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來看我,我利用這個機會建立了“葉海亞管道”。我在 1969年 7月訪問巴基斯坦會見他時,我們就籠統地討論過這個想法。現在我告訴他,我們已經決定設法使我們的對華關係正常化,我要求他作為仲介人提供助力。



葉海亞說:“我們當然要盡力幫忙的,不過你一定知道這將是何等困難。宿仇不容易成為新交。事情會進行得很慢,並且你要有遭受挫折的精神準備。”

第二天,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來進行國事訪問。 1969年在布加勒斯特,我曾同他談過需要有一種新的中美關係。在歡迎他的宴會上祝酒時,我作為美國總統第一次有意地用正式名稱稱呼共產黨中國,即稱其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我的外交政策報告還稱其為“共產黨中國”。這是一個意味深長的外交信號。

我在第二天同齊奧塞斯庫會談時說,即使不能達到同中國重新建立完全外交關係的最後理想,也可以進行高級私人代表的互訪嘛。他答應把這個話轉達給北京,這就是“羅馬尼亞管道”的開端。

一個月後,在 11月 22日,我口授了一個給基辛格的備忘錄:

我想請你在很機密的基礎上,讓你的助理人員起草一份研究材料,建議我們在聯合國接納赤色中國的問題上將採取什麼方針——不要告訴任何可能會洩密的人。我認為,在我們沒有足夠的票數阻擋他們入場的情況下,接納的時刻比我們預料的要來得快。

我們確實需要解決的問題是,我們怎樣才能逐步確定一個立場,使我們能夠保持對臺灣的義務,而又不致遭到贊成接納赤色中國的人的抨擊。

這個問題的研究不必匆忙著手,不過兩三個月後我要看看你們能拿出什麼辦法。

事實上,後來情況的變化比我預料的要快得多。

12月 9日,周恩來要葉海亞總統傳話說,歡迎我的代表到北京討論臺灣問題。他強調說明這不僅是他的口信,而且已得到毛主席和當時還有很大權力的林彪的批准。周恩來最後以其特有的精闢口吻說了句俏皮話。他說:“過去我們通過不同的來源收到美國方面的口信,這次是第一次從一個首腦通過一個首腦給另一個首腦提出建議。”我們通過巴基斯坦大使阿加·希拉利答稱,會談不應限於討論臺灣問題,我們提議由中美雙方代表在巴基斯坦會晤,商談今後在北京舉行高級會談的可能性。

12月 18日,美國作家愛德格·斯諾會見了他的老朋友毛澤東。毛告訴他,外交部正在考慮允許左中右各派政治色彩的美國人訪問中國。斯諾問,會不會允許像尼克森這樣一個代表“壟斷資本家”的右派來。毛回答說我將受到歡迎,因為我是總統,中美之間的問題畢竟還得同我解決。毛說他將樂於同美國總統談話,不論作為旅遊者或者總統來都好。毛的這些話,我們在幾天後就知道了。

1971年年初,羅馬尼亞管道活躍起來了。科爾內留·柏格丹大使在拜會基辛格時帶來消息說,齊奧塞斯庫在我們的 10月會談以後,派他的副總理去了一趟北京,周恩來讓他給我捎一封信,內容如下:

美國總統的資訊不是新的。我們之間只有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這就是美國對臺灣的佔領。中華人民共和國真誠地試圖談判這個問題已經 15年了。如果美國有解決這個問題的願望和方案,中華人民共和國將準備在北京接待一位美國的特使。這個口信是經過毛主席和林彪審核的。

周恩來還說,鑒於我 1969年訪問過布加勒斯特, 1970年訪問過貝爾格勒,我將在北京受到歡迎。

這封信使我們受到鼓舞。正如基辛格所指出的,語氣溫和,沒有罵人,使人感到放心,並且不提越南這一點,表明北京不會把越戰看作美中和解的不可逾越的障礙。

我盡力使 1971年年初的藍山軍事行動不致掐掉這個關係的萌芽,像前一年對柬埔寨的軍事行動大有可能造成這種結果那樣。我在 2月 17日的記者招待會上強調指出,我們在老撾的干預不應被解釋為威脅中國。在北京,官方報紙《人民日報》激烈地駁斥我的說法:“美帝國主義把侵略的戰火擴大到中國的大門之外,是對中國的嚴重威脅……尼克森兇相畢露,氣焰真是囂張到了極點。”



中國

1971年 7月 15日晚上 7點半鐘,我從加利福尼亞州伯班克城的一個電視廣播室裡向全國人民講話。我只講了三分半鐘,但是我的話成了 20世紀最出人意外的外交新聞之一。

我一開頭說:“我要求佔用今晚的電視時間,是為了宣佈我們在爭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努力中有了重大的進展。”接著我念了一個公告,這個公告同時也正在北京發表。

周恩來總理和尼克森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 7月 9日至 11日在北京進行了會談。獲悉,尼克森總統曾表示希望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周恩來總理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邀請尼克森總統于 1972年 5月以前的適當時間訪問中國。尼克森總統愉快地接受了這一邀請。

中美兩國領導人的會晤,是為了謀求兩國關係的正常化,並就雙方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

在這簡短的公告背後,有著兩年多複雜、微妙和堅定的外交招呼和談判。雖然我們能夠保持近乎奇跡般的機密,其實對華採取主動是經過最公開的準備步驟的出人意料的歷史事件之一。

我認為美國和共產黨中國建立關係非常重要這一想法,是我在 1967年為《外交季刊》寫的文章中第一次提出的。我在就職演說中間接地提到了這一點,那時我說:“我們尋求一個開放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國家無論大小,它們的人民都不生活在憤怒的孤立狀態之中。”不到兩個星期以後,在 2月 1日,我寫了一個備忘錄給基辛格,主張我們竭力鼓勵政府探索同中國人改善關係的可能性。我還寫道:“當然,這事要私下去做,絕不能由我們這方面公開到報刊上去。”1969年這一年,中國人沒有理睬我們幾次在低水準上發出的重要信號。到了 1970年,我們才著手認真尋求開始對話的途徑,看看能夠產生什麼結果。

對華主動行動的第一個認真的公開步驟是在 1970年 2月採取的,那時我向國會提出了第一個外交報告。關於中國問題的那一段是這樣開始的:中國人民是偉大的、富有生命力的人民,他們不應該繼續孤立於國際大家庭之外……指導我們同共產黨中國關係的基本原則,是同指導我們對蘇政策的原則相似的。美國的政策不大可能很快對中國的行為產生多少影響,更不用說對它的思想觀點了。但是,我們採取力所能及的步驟來改善同北京的實際上的關係,這肯定是對我們有益的,同時也有利於亞洲和世界的和平與穩定。

北京的領導人清楚地瞭解這一報告措辭的意思。兩天以後,中國駐華沙大使在同美國大使沃爾特·斯托塞爾的會談中,引人注目地建議把他們到那時為止斷斷續續的、沒有結果的會談搬到北京去舉行。他還暗示,他們將歡迎一位高級官員擔任美國代表團團長。

1970年 3月,國務院宣佈放鬆對於去共產黨中國旅行的大部分官方的限制; 4月,我們宣佈進一步放寬貿易管制。

把華沙會談搬往北京的建議在 5月遭到了挫折,那時中國人為抗議我們對柬埔寨的軍事行動而取消了一次原定舉行的會談。有幾個星期,看來同中國的對話倡議似乎告吹了。但倡議的基本原則是以對雙方互相有利這一明確的估計為基礎的,因此,在幾個月後中國人表示願意重新開始我們的外交小步舞時,我並不感到奇怪。 7月,他們釋放了美國天主教主教詹姆士·愛德華·華理柱,這位主教是在 1958年被捕的,已經被關了 12年。

10月初,我接見了《時代》雜誌的記者。我說:“如果說我在死以前有什麼事情想做的話,那就是到中國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們去。”

10月 25日,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來看我,我利用這個機會建立了“葉海亞管道”。我在 1969年 7月訪問巴基斯坦會見他時,我們就籠統地討論過這個想法。現在我告訴他,我們已經決定設法使我們的對華關係正常化,我要求他作為仲介人提供助力。



葉海亞說:“我們當然要盡力幫忙的,不過你一定知道這將是何等困難。宿仇不容易成為新交。事情會進行得很慢,並且你要有遭受挫折的精神準備。”

第二天,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來進行國事訪問。 1969年在布加勒斯特,我曾同他談過需要有一種新的中美關係。在歡迎他的宴會上祝酒時,我作為美國總統第一次有意地用正式名稱稱呼共產黨中國,即稱其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我的外交政策報告還稱其為“共產黨中國”。這是一個意味深長的外交信號。

我在第二天同齊奧塞斯庫會談時說,即使不能達到同中國重新建立完全外交關係的最後理想,也可以進行高級私人代表的互訪嘛。他答應把這個話轉達給北京,這就是“羅馬尼亞管道”的開端。

一個月後,在 11月 22日,我口授了一個給基辛格的備忘錄:

我想請你在很機密的基礎上,讓你的助理人員起草一份研究材料,建議我們在聯合國接納赤色中國的問題上將採取什麼方針——不要告訴任何可能會洩密的人。我認為,在我們沒有足夠的票數阻擋他們入場的情況下,接納的時刻比我們預料的要來得快。

我們確實需要解決的問題是,我們怎樣才能逐步確定一個立場,使我們能夠保持對臺灣的義務,而又不致遭到贊成接納赤色中國的人的抨擊。

這個問題的研究不必匆忙著手,不過兩三個月後我要看看你們能拿出什麼辦法。

事實上,後來情況的變化比我預料的要快得多。

12月 9日,周恩來要葉海亞總統傳話說,歡迎我的代表到北京討論臺灣問題。他強調說明這不僅是他的口信,而且已得到毛主席和當時還有很大權力的林彪的批准。周恩來最後以其特有的精闢口吻說了句俏皮話。他說:“過去我們通過不同的來源收到美國方面的口信,這次是第一次從一個首腦通過一個首腦給另一個首腦提出建議。”我們通過巴基斯坦大使阿加·希拉利答稱,會談不應限於討論臺灣問題,我們提議由中美雙方代表在巴基斯坦會晤,商談今後在北京舉行高級會談的可能性。

12月 18日,美國作家愛德格·斯諾會見了他的老朋友毛澤東。毛告訴他,外交部正在考慮允許左中右各派政治色彩的美國人訪問中國。斯諾問,會不會允許像尼克森這樣一個代表“壟斷資本家”的右派來。毛回答說我將受到歡迎,因為我是總統,中美之間的問題畢竟還得同我解決。毛說他將樂於同美國總統談話,不論作為旅遊者或者總統來都好。毛的這些話,我們在幾天後就知道了。

1971年年初,羅馬尼亞管道活躍起來了。科爾內留·柏格丹大使在拜會基辛格時帶來消息說,齊奧塞斯庫在我們的 10月會談以後,派他的副總理去了一趟北京,周恩來讓他給我捎一封信,內容如下:

美國總統的資訊不是新的。我們之間只有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這就是美國對臺灣的佔領。中華人民共和國真誠地試圖談判這個問題已經 15年了。如果美國有解決這個問題的願望和方案,中華人民共和國將準備在北京接待一位美國的特使。這個口信是經過毛主席和林彪審核的。

周恩來還說,鑒於我 1969年訪問過布加勒斯特, 1970年訪問過貝爾格勒,我將在北京受到歡迎。

這封信使我們受到鼓舞。正如基辛格所指出的,語氣溫和,沒有罵人,使人感到放心,並且不提越南這一點,表明北京不會把越戰看作美中和解的不可逾越的障礙。

我盡力使 1971年年初的藍山軍事行動不致掐掉這個關係的萌芽,像前一年對柬埔寨的軍事行動大有可能造成這種結果那樣。我在 2月 17日的記者招待會上強調指出,我們在老撾的干預不應被解釋為威脅中國。在北京,官方報紙《人民日報》激烈地駁斥我的說法:“美帝國主義把侵略的戰火擴大到中國的大門之外,是對中國的嚴重威脅……尼克森兇相畢露,氣焰真是囂張到了極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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