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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傳記 各國史 歐洲史
 
 
 
 
德國歷史中的文化誘惑(第2版)
 作  者: (德國)沃爾夫•勒佩尼斯
 出版單位: 譯林
 出版日期: 2019.09
 進貨日期: 2019/11/22
 ISBN: 9787544779234
 開  本: 16 開    
 定  價: 413
 售  價: 330
  會 員 價: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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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德國人的文化自傲一度成為扭曲社會發展的強迫症,20世紀德國政治的災難,正是源於這種高估文化而犧牲政治的傾向。勒佩尼斯對納粹癲狂的原因給出了極具洞察力的解釋,他循著民族主義和文化固著的路徑,揭示了德國神經緊張和極端愛國主義外交時代的內涵。勒佩尼斯的歷史觀念中包含了對歐洲和美國來說都極為重要的政治教訓,那就是,以文化替代政治將是一條危險的道路。


內容簡介:

本書主要探討了一個可以說是災難般的德國人習性,即視文化成就高於一切,視文化為政治的高尚替代品。這種傾向深刻影響了從18世紀末直至今天的德國歷史。作者認為,德國人對藝術的偏愛強過政治,是理解納粹主義特殊本質的基礎,許多德國人(和其他人)正是被納粹所吸引。希特勒及其圈子中的許多人都是失敗的藝術家和知識份子,他們仿佛在將政治作為一種藝術的替代形式來付諸實踐。
勒佩尼斯重點關注了歌德和湯瑪斯·曼,同時也涉及了其他重要人物,如諾瓦利斯、沃爾特·惠特曼、列奧·施特勞斯和艾倫·布盧姆等。勒佩尼斯所關心的不僅是德國,他還關心德國人的文化迷戀、文化優越感及對政治的蔑視如何影響了同其他國家的關係,尤其是與法國和美國的關係。


作者簡介:

沃爾夫·勒佩尼斯(Wolf Lepenies),1941年生,德國社會學家、政治學家,2006年德國書業和平獎獲得者。曾任德國柏林高等研究院院長(1986—2001),現為該學院的終身教授。勒佩尼斯也是柏林自由大學的社會學教授,並曾在美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任職數年。勒佩尼斯著作等身,且定期為德國國*級報紙《世界報》撰寫文章。代表作有《憂鬱與社會》(1969)《社會學史》(1981)《歐洲知識份子的興起與衰落》(1992)《文化與政治》(2006)等。


圖書目錄:

導言 德累斯頓上空的炸彈與《玫瑰騎士》
一 文化:崇高的選擇
衰減的特性
冷漠的政治觀
德意志精神與德意志帝國
二 從共和到流亡
湯瑪斯 曼的政治觀念
法西斯主義的美學魅力
藝術與道德
流亡與移民
三 諾瓦利斯與惠特曼:德國浪漫主義與美國民主
沒有歌劇的國家
約瑟在美國
德國的民主
愛默生的舵手:貝多芬與貝蒂娜
四 德國文化在國外:失敗中的勝利
美國精神的封閉
面臨危機的德國精神
平靜地告別歐洲
五 法德文化之戰
兩次革命
“流亡”的歌德
“文化戰爭”的根源
社會學史上的謎團
文化使者:哈布瓦赫
逐出柏林
哈布瓦赫之死
奇怪的失敗
知識份子的抵抗
德國革命的局限性
六 德國本土文化:道德的崩潰與智性的崛起
德國的浩劫
文化的復蘇
內心的流亡
德國人與猶太人的流散
七 典型的德國人:浮士德與墨菲斯托
民意調查中的歌德
1945年之後的歌德
八 德國的再統一:知識階層的失敗
文化的衛士
東德知識份子的災難
知識份子的悲喜劇
九 偽文化:中歐的終結
歐洲:夢想與官僚
文化勝過權力
十 反諷與政治:歐洲與美國的文化愛國主義
熱愛美國的歐洲人
哈姆雷特與福丁布拉斯
歐洲侏儒與美國巨人
美國歷史的反諷
十一 統一後的德國:尋求道德典範
文化與現實政治
政治問題的文化出路
參考文獻
譯名對照表


章節試讀:

十 反諷與政治:歐洲與美國的文化愛國主義
  熱愛美國的歐洲人
  湯瑪斯·曼不僅希望成為美國公民,更希望被人看作美國的愛國人士。然而,這話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1941年9月,湯瑪斯·曼與陳舊過時的美國愛國主義持疏遠姿態,因為那種愛國主義思想的座右銘是“美國第一”,這讓湯瑪斯·曼想到了致命的“德國,德國,高於一切”的思想。他抵制“美國第一民族委員會”,這個組織也自稱為“無幹預黨派”。它是由羅伯特·伍德將軍於1940年在芝加哥建立的,伍德將軍是西爾斯·羅巴克公司的主席。這個組織聲稱共有大約八萬名成員,其中包括亨利·福特、亨利·卡伯特·洛奇和查理斯·林德伯格—“真正”的林德伯格,在菲力浦·羅斯於2004年出版了小說《反美陰謀》後,沒有人不知道林德伯格是誰。湯瑪斯·曼指責說,美國退隱到一種廉價而不負責任的孤立主義之中,放棄了其最為崇高的理想。三個月後,發生了震驚世人的珍珠港事件,美國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第一民族委員會”解散,於是湯瑪斯·曼再也不用為陳舊過時的、傾向於孤立的美國愛國主義擔憂了。
  1942年聖誕前夜,在晚宴客人到達之前,湯瑪斯·曼在其加州的家中給其朋友阿格尼絲·邁爾寫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明顯表露了其重拾的信心。湯瑪斯·曼給她送去了良好的祝願,並感謝她在這個目前是他的家,然而對他來說卻永遠是異鄉的國家所給予的幫助。他稱讚了邁爾熱情洋溢但冷靜務實的愛國主義;同時,他自己也已經成為這樣的美國愛國人士。在一篇為12月10日在紐約舉辦的諾貝爾頒獎晚宴準備的演說中,他表達了他的期望—他希望整個世界遲早會“美國化”。他補充道,這種“美國化”是在“某種基本的道德意義上”,而且“華盛頓的和平”會在全世界成為風尚。湯瑪斯·曼並沒有出席晚宴,他的女兒埃麗卡代替他在晚宴上宣讀了這篇演說。道德混亂已經將歐洲大陸的國家推向了災難的邊緣,面對這種情況,為道德行為賦予清晰的規則,並使這些規則在世界範圍內取得勝利,是抵制災難、恢復健康狀態的最佳藥方。正是因為信奉這些規則,前輩們創建了聯盟。
  作為一名貨真價實的歐洲人,這番話頗有些反諷的味道,湯瑪斯·曼也清楚地承認這一點。不過,他的反諷在另外一個諾貝爾獎獲得者及晚宴發言人那裡卻失去了效力。賽珍珠對他的演講詞作了回應。在迷惑不解的湯瑪斯·曼的眼中,賽珍珠更像是位中國人,算不上是美國的愛國者。她聽到“美國化”一詞時非常震驚,並預言說,這個詞將會被誤用,並成為美國帝國主義思想的語言遮羞布,不僅協助美國去完成經濟霸權,也會助其達成政治目標,尤其是在亞洲。《紐約時報》的一篇社論將湯瑪斯·曼與賽珍珠的意見分歧昭示天下。該報請湯瑪斯·曼重複他在一篇準備命名為《世界的美國化》的文章中所闡述的觀點,他卻婉拒了這個邀請。《紐約時報》的編輯們覺得湯瑪斯·曼的拒絕非常傲慢無禮,湯瑪斯·曼為此表示很生氣。在公共演講中使用“美國化”這個詞完全是出於無心,根本沒做深入考慮,為什麼要讓他為一個這樣的術語進行辯護?為什麼一定要讓他捲入政治?在寫給阿格尼絲·邁爾的另一封信中,他表示,他非常渴望和平,也渴望在整個歐洲恢復美好的君主政體和信奉天主教的、半法西斯主義政體,正如美國國務院所夢想的那樣。考慮到賽珍珠的激烈反應,湯瑪斯·曼又補充道:“我很怕你會把我剛說過的話當真。”看來反諷是歐洲的專屬物,要走出歐洲還真不容易。
  湯瑪斯·曼成為美國公民,並且成為美國的愛國人士,很大程度上歸因於他對羅斯福的崇拜與景仰。不過,他對美國的感情一直處於矛盾狀態。他從來沒放棄過戰後返回歐洲的想法。1951年,一位德國朋友寫信給他,說他非常渴望離開歐洲大陸,那時德國的重整軍備進行得非常順利,湯瑪斯·曼對朋友的願望表示了同情,但他也表明了自己想回到歐洲的渴望。這種對美國既愛又恨的混合情緒是對湯瑪斯·曼最愛講的一個小故事的絕佳說明:兩個移民在大西洋的中央相遇,一個漂洋過海想去歐洲,另一個想去美國。兩個人大喊著問了對方同樣的問題:“你瘋了嗎?”回到德國是不可能的事情。根據其政治觀點,他最應該選擇英國作為居住地;但是,正如湯瑪斯·曼所說,居住在一個氣候極為糟糕,飲食也極為糟糕的國家“有點令人不快”。1952年6月,湯瑪斯·曼和妻子卡蒂婭離開了美國,永久地定居在瑞士。這時,湯瑪斯·曼突然之間將美國稱為“暴徒之邦”、“一場氣氛被調控了的噩夢”。
  1953年,法國一家有著動聽的刊名—《理解》 —的雜誌請湯瑪斯·曼解釋他返回歐洲的原因。他以一篇名為《從美國回來》的文章作答。他在文章中用熱情洋溢的言辭對這個熱情接納希特勒德國的難民的國家表示感謝,這個國家不僅給他提供了公民身份,還不斷對他的文化作品予以嘉獎。不過,湯瑪斯·曼還寫道,他在美國居住的時間越長,他就越發感覺自己是個歐洲人,而且必須回到歐洲去。不管年齡多大,只要有可能,他就會立刻回去。於是,他再一次改變了他的生活基礎。他已經七十八歲高齡了。1933年,政治曾迫使他離開德國,他也因此遠離了歐洲;1952年,政治又成為他離開美國的原因。美國作為史無前例的超級大國的崛起令人擔憂。他對歐洲與美國簽署的軍事協定感到恐懼。麥卡錫主義走上了窮途末路。來自納粹德國的難民期待著麥卡錫的日漸沒落—麥卡錫主義於1953年宣佈失勢,但是在一年後才徹底敗落,而這些難民在嚴格審查制度與相互檢舉告發的氛圍中感到非常壓抑。令人產生誤解的語義使得極具攻擊性的因循守舊主義躲藏在被過度使用,也因此被濫用的“忠誠”一詞的背後。學術研究處於危險之中。湯瑪斯·曼曾經在國會調查會上為作曲家漢斯·艾斯勒辯護,於是他害怕他會被當作同黨遭受折磨。他憤懣地說,如今,人們最多只敢發表像關於叔本華哲學中分號的使用技巧的文章。對他來說,自由註定會在這個所謂的“自由之邦”消亡。歐洲才是自由思想的故鄉,美國不是。而且,湯瑪斯·曼堅信,勇氣可嘉的自我克制才是保持自由的更好土壤,軍事力量則相形失色。他希望歐洲能在正在升級的美國與蘇聯、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對抗中以第三種力量出現,即以調停人的身份出現。
  湯瑪斯·曼對美國所持的後移民懷疑思想令許多人驚訝不已,但並不是所有人都引以為怪。1942年,德裔美國神學家賴因霍爾德·尼布林發表了一篇針對《時代要求》的評論文章。《時代要求》是湯瑪斯·曼“二十年間的政治文章與演說集”,其中包括了被刪掉的一篇寫於1922年的演講稿,那篇演講稿的主題是為德意志共和國進行辯護。尼布林稱這篇文章是為作者早年對政治持漠不關心態度的“漂亮的自我懲罰”之作,雖然他的本意是進行讚美。湯瑪斯·曼曾刻意將諾瓦利斯和惠特曼相提並論,試圖通過這種比較贏得德國青年對民主進程的關注與支援,而尼布林卻在這種刻意的強調中見到了信心的缺乏。尼布林問道:“只要曾散佈我們的傳統觀念的是盧梭而非約翰·洛克,那麼在沒有德國人的國土上,民主將會變成什麼?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湯瑪斯·曼對民主表示擁護之後,他也在德國浪漫主義者諾瓦利斯與我們自己的浪漫主義者惠特曼的思想中找到了許多相似之處。盧梭、諾瓦利斯和惠特曼也許會說服我們去愛普通大眾,然而更迫切的要求是將他們從自己手中、從彼此手中解救出來。”尼布林這位神學家,不相信湯瑪斯·曼思想的民主轉向。他談及了湯瑪斯·曼的悲哀,因為他無法切斷自己與德國浪漫主義之間的聯繫,而德國浪漫主義正是納粹思想的源泉。令人驚訝的是,湯瑪斯·曼沒有像以前一樣,他在遭到這次批評時表示了極大的寬容和忍耐,覺得這篇評論“顯示出不同尋常的美麗及智慧”。不過,他的悲哀不是無法使自己與德國浪漫主義分道揚鑣—他是有意地不願與其分離。
  湯瑪斯·曼這位美國公民,不僅接受了歐洲對美國政治的批評,甚至採取了支持的態度。然而,他反對這樣的觀點,即資本主義美國正在向著法西斯社會的方向演變;而特奧多爾·阿多諾與另外一些人卻對這個觀點表示贊同。美國民主的基礎是堅實不可動搖的;美國的犧牲使得希特勒的失敗成為可能,將這樣一個國家與納粹德國相比是荒唐可笑的。還有,政治不是美國打算全力保衛的領地。湯瑪斯·曼這位新生的歐洲人,卻對美國文化極盡讚美之辭。美國的大城市是輝煌藝術的聚集地;波士頓、紐約和費城有全世界最優秀的樂隊;美國的電臺保證每天晚上、每個地方都能聽到古典音樂和現代音樂;報告廳不像歐洲那樣只能坐滿幾百人而已,而是能容納上千的聽眾;社會小說在美國達到了新的高潮;美國文化批評的文雅精緻和敏銳感受也可以與法國相媲美。然而,美國文化卻並不僅僅限於精英階層,大量的公眾也從中受益,至少在芝加哥自然歷史博物館這樣的機構之中是如此。對於這個博物館,只要湯瑪斯·曼在芝加哥,就一定會前去參觀。
  在一位美國浪漫主義者看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民主曾促使湯瑪斯·曼稱讚德國共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這位德國人對文化所持的浪漫觀點又促使他增加了對美國政治的批判。最終,與其說湯瑪斯·曼對美國的民主傳統與政治充滿崇敬,不如說他崇敬美國的樂隊和圖書館、美國的文學、美國的評論風尚以及美國的博物館。美國紐約的大都會歌劇院(幾乎)永遠也不會關閉:因為文化是主角。
  哈姆雷特與福丁布拉斯
  1949年,牛津大學邀請湯瑪斯·曼在紀念歌德誕辰兩百周年之際來作演說。湯瑪斯·曼接受了邀請,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他不僅在牛津大學作了演說,而且還在美國及許多歐洲國家進行了演講,其中包括德國。這一系列演講的序曲是他於1949年5月2日在美國國會圖書館所作的題為“歌德與民主”的演說。這也是一次論及歐洲和美國作為兩種不同政治性格代表的演說。美國一直令歌德非常著迷,對歌德來說,美國的獨立戰爭“解救了人性”。他不止一次地推測,如果他不知道康得,也沒有受到歐洲歷史和文化的沉重積澱的影響,而是在青年時期漂洋過海到了美國的話,他將會成為什麼樣的人。歌德把美國稱為神奇的國家,並且認為美國的精神與經濟會沒有邊界、沒有限制地增長。在他生命的最後階段,他沒有什麼期待,只是希望能夠見證新世界那激動人心的發展態勢。然而,他知道他的時日不多,有許多快樂無法分享,比如說巴拿馬運河的開通—不論對文明世界還是“非文明”的世界,這項工程都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
  在歌德的小說《威廉·邁斯特的漫遊年代》中,美國被稱讚為歐洲痛苦的解救者。在《獻給美國》一詩中,歌德不僅羡慕美國沒有頹廢破敗的城堡,也欽慕美國沒有那些折磨歐洲人的無用記憶,以及對自己身份的毫無結果、毫無價值的思索。歌德把德國人特有的思想傾向和精神狀態延伸到了整個歐洲。在兩百年後,湯瑪斯·曼同樣說道,歐洲承受著慢性病的折磨,承受著自己造成的頭痛之苦。歐洲人總是不斷地在思考:作為歐洲人意味著什麼?歐洲是從哪裡來的?它的發端在哪裡?終點又在何方?終日沉浸在這些沒有答案的問題的苦思冥想中,使得歐洲對政治行為頗不適應,而美國對世界的影響則越來越明顯、越來越強烈。對於任何相信歐洲的復蘇必須依靠美國的人來說,歌德是其強大的後盾。
  歌德對美國的熱情絕不是曇花一現的知識份子的奇思怪想,這種熱情根源於他堅定的政治信念,這種信念不可能期待從魏瑪宮廷的大臣那裡得到。湯瑪斯·曼欣賞這種熱情,他寫道,人們應該理解歌德那頗具美國色彩的座右銘“成功做事”,這不僅是民主實用主義的表達,它更多的是出自對常識的理解,而非意識形態的反映。令人驚訝的是,湯瑪斯·曼斷言,民主的歐洲可以指望歌德,他已經非常瞭解美國為自由而戰對世界造成的影響。最終,這場戰鬥會引導全世界走向民主的道路。民主理想是聯結歐洲大陸與新世界的紐帶,於是,“西方”產生了。
  然而,湯瑪斯·曼說,美國與歐洲之間政治與文化的分歧卻不會完全消失。由於歐洲與美國分別代表兩種不同的政治性格,因此絕對的結合是更加不可能實現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保羅·瓦萊裡已經把歐洲比作哈姆雷特的大陸。湯瑪斯·曼則闡釋得更深入:“未來屬於今天的人們,他們的思想與‘常識’指向最易得到的、最有用的事情;未來屬於激情與活力未受蒼白思想玷污的人。不僅僅德國,整個歐洲都是哈姆雷特,福丁布拉斯則是美國。”哈姆雷特這個丹麥王子是位懷疑者,同時也是位沉思者,他在必要的時候總是不能採取行動,因此在後來,他被迫採取行動,卻導致事情變得越發糟糕。而挪威國王的年輕兒子卻絲毫沒有受到“蒼白思想玷污”,他的行為有力而迅速。他堅信,也許他並不能總是站在法律一邊,但可以肯定,最強者的法律一定為他而設。雅克·德洛爾在指責歐洲人反省自我、深入思索時用到了哈姆雷特的比喻,他認為歐洲人持續不斷的沉思與猶疑使得歐盟無法在世界舞臺上起到強有力的主導作用。美國沒有陷入哈姆雷特式深思的危險之中,而歐洲則亟須學習怎樣像福丁布拉斯那樣採取行動。
  1992年,派翠克·布坎南在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初輪選舉中發動了一場強烈程度令人震驚的運動,提出了明確反對帝國主義的政治綱領。這個綱領性的指導原則也是一本書的書名:《共和,而非帝國》。在這本書中,布坎南將美利堅合眾國戲稱為福丁布拉斯,他最終總是會介入歐洲與亞洲兩大家庭的決鬥中,而其他國家卻膽小懦弱,總是願意扮演哈姆雷特的角色。儘管布坎南的對外政策沒有獲勝,但它成為許多美國人自我理解、自我認識的一部分,同時也使一些歐洲政治家確認美國擁有福丁布拉斯的性格,而歐洲卻像是哈姆雷特。在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的結尾,福丁布拉斯宣佈:“我在這個王國內本來也有被銘記,即繼承王位的權利,現在國中無主,正是我要求這一個權利的機會。”有趣的是,在施萊格爾和蒂克的德語譯文中,卻找不到“銘記”一詞。然而,就美國對歐洲密切關注的程度來看,要理解美國政治,卻看不到美國政治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種銘記的政治是行不通的。美國人沒有忘記—而且急切地提醒他們的朋友與盟國—在20世紀,他們會經常不斷地向歐洲提供幫助。美國不僅僅是福丁布拉斯那樣簡單,而歐洲卻依然是哈姆雷特。
  使具有福丁布拉斯氣質的美國與具有哈姆雷特氣質的歐洲相對比,很容易誘使人們將原來比較單純的政治與文化的對抗視作行動領域與思想領域之間的衝突。在《威廉·邁斯特的漫遊年代》的結尾,在這部將美國歌頌為歐洲苦難的救星的小說中,歌德似乎突然想起了其精神思想的源頭,於是開始為歐洲文化進行強有力的辯護。他說:“這種無價的文化,經過長達幾千年之久的形成、發展、傳播的過程,雖然遭受過抑制和鎮壓,卻從未被消滅。它重新振奮,獲得新生,並會繼續前行,直至永遠。”既能對美國表示敬佩,又能同時保留對歐洲的驕傲,是無與倫比的精神獨立與強大的個體自由的體現。湯瑪斯·曼常常是沿著歌德的腳步前進的漫遊者,當他拒絕加入歐洲人組成的唱詩班時,他也表現出極為相近的獨立—那些歐洲人以屈尊俯就的態度看待他們所嘲弄奚落的“所謂的美國文化”。歌德和湯瑪斯·曼都沒有屈服於通過貶低美國來抬高歐洲的文化愛國主義。
  在舉世震驚的2001年9月11日之後,有一段時間看起來似乎美國和歐洲世界觀的差異逐漸消失,似乎因為面臨著相同的威脅,“西方”將會獲得新生。2001年12月,唐·德利洛在《哈珀斯》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在未來的廢墟中》。這篇文章試圖去面對並理解驚人的9·11事件—文章承認,雙方達成妥協是根本不可能的。德利洛堅持認為,現代性和西方世界都不是恐怖分子的目標。恐怖分子的目標是美國:“是美國引起了他們的憤怒。它是我們現代發展的亮麗假像,是我們先進技術的一根利刺,是我們感知到的邪惡與不敬,是我們對外政策的遲鈍表現。正是美國文化的力量穿透了每一面牆,介入了每一個家庭,影響了每一個生命,刺進了每一個頭腦。”然而,大多數民主國家卻堅持認為它們同美國一樣遭遇了襲擊。如果說9·11是對美國的襲擊,那麼西方也與美國無異,正如法國的著名報紙《世界報》的著名頭版標題所說,“我們都是美國人”。
  這個聲明沒能阻止布希政府發動“反恐戰爭”,以及入侵伊拉克的決定—作為反恐戰爭的一部分。隨著侵略戰爭的展開,美國和歐洲在判斷與觀點上的差異再一次顯露出來,大西洋兩岸文明的衝突再現。這種衝突使得對美國持強烈批評態度的歐洲人忘記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在兩百年前,第一個歐洲人的聯盟首先是在美國成立起來的。同時,布希政府的成員又要求美國人與歐洲傳統劃清界線。然而,很明顯,美國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戴著面具的歐洲—反過來也是如此。美國人認為他們的文明非常優越,這種帶有宗教意味的信念古已有之。他們面臨著這樣一個問題,即他們自己的價值觀是應該通過暴力形式強加於他人身上,還是應該通過勸導的方式灌輸給他人。早期的美國定居者選擇了他們所謂的“新外交”一詞,使他們的政策與歐洲君主的好戰政策區別開來。當時還在詹姆斯·門羅總統的政府中任國務卿的約翰·昆西·亞當斯,這位未來的總統,曾於1821年7月4日說道:“美國不會到海外去尋找毒蛇猛獸加以摧毀……美國非常清楚,一旦它脫離自己的旗幟而站在別的旗幟下,也許這些旗幟是國外的獨立旗,它都會陷入利益與陰謀的戰爭之中,陷入個人貪婪、嫉妒與野心的戰爭之中而不能自拔,因為這種戰爭往往打著自由的旗號,盜用自由的標準……美國也許會成為世界的獨裁者。美國將不再是自我精神的主宰。”這便是美國的早期信條,即民意勸導遠遠高於軍事力量。
  同時,認為進步、自由和文明在必要的情況下要借助國內和國外的軍事力量才能傳播開來的思想,是法國人提出的,而非美國人。1792年後,法國革命者陷入了一種傳教式的狂怒中,他們希望到國門之外作戰,目的不僅僅是捍衛自己,而且還要傳播文明與共和理想。在《美國精神的封閉》一書中,艾倫·布盧姆曾寫道:“當我們美國人嚴肅地談起政治時,就意味著我們的自由與平等原則以及建立在這些原則之上的權利是合理的,而且在世界上任何角落都適用。”他最後說,只有立法手段才能“迫使那些不接受這些原則的人依此行事”。但是,認為在長期看來,只有當民主與人權在世界所有角落紮根後,整個世界才會安全穩定的想法,是地地道道的法國思想。根據這種思想,必要時是可以使用武力的。美國政治顯然受到了這種思想的影響。
  在討論入侵伊拉克的可行性問題時,美國安全委員會中有著一種奇怪的思想交叉。美國人因為法國人不願過早放棄外交努力而怒火中燒,而法國人的這種姿態令人回想起早期美國人的政策及其柔和地通過外交手段進行勸說的方式。與此相對應的是,法國人卻指責美國人企圖通過武力來傳播自由與文明的方式;而這種方式卻是地道的法國思想,而且只要聖茹斯特或拿破崙的影響依然存在的話,這也是巴黎的任何一屆政府都願意追隨的思想。法國與美國的相互攻擊,其實就是在鞭撻它們自己的過去。有了這種歷史積澱的深刻洞見,美國與“古老歐洲”之間的衝突看起來更像是一出肥皂劇,而非真正意義上的政治對抗,儘管這種“對抗”似乎愈演愈烈—一方是由美國副總統切尼和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為代表所表現出的毫無外交策略的笨拙,另一方則像法國總統希拉克這樣的歐洲政治家那樣,將希望寄託於夢幻中的力量。
  歐洲侏儒與美國巨人
  在與美國的政治與文化衝突中,歐洲人想到了一種強有力的武器:反諷。在討論對伊戰爭的必要性與正當性時,“侏儒”一詞成為新的政治詞彙。美國官員首次稱法國和德國為“道德侏儒” —作為對他們懦弱表現的懲罰。隨後,這個稱呼延伸到所有歐洲人身上,大西洋對岸的人都被稱作“侏儒”,除了英國、西班牙與波蘭。隨之北約秘書長羅伯遜恭順地保證,歐洲的國防開支將會大幅度迅速增長,這樣,就沒有人會再將歐洲人稱為“軍事侏儒”了。歐洲人要感謝美國作家羅伯特·卡根,是他將他們的注意力吸引到“侏儒”一詞上的,這個詞最早出現在政治哲學的論述當中,儘管卡根的做法也許是無意而為的。在他經常被援引的著作《天堂與權力》中,卡根開玩笑說,歐洲人大概是愛與美的女神維納斯的後裔,而美國人的先輩則是戰神瑪爾斯。這種差異簡單明瞭,但是卡根也許根本沒想到,這個區別在某種意義上用處極大。他提出這種有爭議的差異,即崇尚霍布斯思想的美國人與推崇康得思想的歐洲人之間的差異—霍布斯的世界中永遠有戰爭和衝突,而康得代表永久和平的世界。這種對比促使人們不得不再次閱讀霍布斯和康得,尤其是對康得持懷疑態度的歐洲人。
  其實一些人早已明白,當然許多人是在閱讀之後才真正瞭解,康得的永久和平之邦只不過是幻想中的美妙天堂而已。其實幾乎正相反,它是對現實政治—拋卻道德考慮的實用政治—早期的、強有力的渴求,同時也是對現實政治局限性的追問。康得作品中的懷疑精神遠非卡根所能想像。首先,“永久和平”是反諷性相當深刻的字眼,它來自“一個荷蘭客棧老闆的店標上的諷刺性題字,店標上的畫是一片墓園”。永久和平屬於死去的人,與活著的人無關。這是一個具有調節功能的思想,而非理想主義者對嚴酷現實的誤解。在康得看來,我們也許對歷史的演變寄予無盡的希望,而這種希望卻因人性的緣故而有了邊界,正如用彎曲的樹木永遠無法做出剛直的東西一樣。在戰爭期間,康得的出版商請求他將其備受歡迎的文章《世界公民觀點之下的普遍歷史觀念》一文進行與時俱進的更新,偉大的哲學家斷然拒絕了這個要求。當世界列強在世界舞臺上進行撼天動地的表演時,康得寫信給他的出版商說,“‘侏儒們’保持平靜,不干涉、不介入世界上最強大力量之間的事務”是最好的選擇。而《剖析憂鬱》一書的作者羅伯特·伯頓早在17世紀就曾經寫道:“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侏儒看得比巨人更遠。”歐洲如果不與美國割斷聯繫,就將是站在美國這個巨人肩膀上的目光遠大的侏儒。能夠合理合法地成為對抗政治狂妄和經濟侵略的武器的是反諷,而非憤世嫉俗和幸災樂禍。歐洲人實在應該感謝這位從康得身上挖掘出“政治反諷”大師特點的美國作家。
  美國歷史的反諷
  當湯瑪斯·曼即將完成《一個非政治人物的反思》一書時,他漸漸意識到,他不可能像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撰寫這本書期間所想像的那樣,長時間堅持反歐洲、輕民主的姿態。這時,他從康得身上發現了政治反諷大師的特點,這令湯瑪斯·曼心情舒暢。還有一些其他的反諷大師,比如亞當·米勒、弗裡德里希·根茨、海涅、尼采和易蔔生,但是康得是首屈一指的:“反諷。我看到其他人看不到的,這自然是可能的;但是在我看來,這僅僅是因為人們不能在充分理解的基礎上把握這個概念,這個概念永遠不能賦予過多的倫理和政治意義。康得在經過一場驚人的但空前成功的認識論活動之後,在‘實踐理性的設准’的名義下再次引介一切,使得他剛剛通過批判所粉碎的一切再一次成為可能……從這裡我看到了政治反諷之所在。”另一個政治反諷的例子來自亞當·米勒,他給出的政治與治國藝術的定義與正義恰恰相對。他認為政治與治國藝術原則上教育我們“在具有歷史進步性和絕對正義感的政府中‘表現出某種寬容’,用道德良心、常識判斷、現在與未來以及實用性來與政治達成和解”。
  假定湯瑪斯·曼對這種政治反諷懷有某種憂鬱的喜悅,那麼尼布林後來撰寫了一本名為《美國歷史的反諷》的書就應該不是巧合。尼布林是另一位德裔的美國作家,他對湯瑪斯·曼寫出的“完美的反諷作品”印象深刻。美國歷史上的反諷源於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強國要在全球範圍內行使權力的必要性。“我們的理想主義者分為兩類:一類為了保持我們靈魂的純潔,堅持放棄強國的責任;另一類卻做好準備,讓我們的行動涵蓋所有善惡晦暗不清的地方,要通過他們狂熱的堅持,使任何動機合理、目標正確的行動都必須且毫不含糊地取得勝利。”正是美國歷史的困境以及隨之而來的美國政治的困境造成了這種差異—是要過於輕鬆地逃避責任,還是對自己的美國有著過於強大的信心。尼布林的書出版於1952年,今天開卷重讀,人們馬上就會理解,為什麼這本書被稱為關於反恐戰爭和第二次對伊戰爭的最佳書籍。五十多年前,尼布林引用了一位歐洲政治家的話,這位政治家說:“美國權力在為美國理想主義服務的過程中會產生一種情形,在這種情形中,你犯錯的時候我們無法提出改正意見,而你自己又能因為太過理想主義而無法自行修正。”為了避免這種過於高估自己智慧的純潔性的危險,人們必須明白,“如果對美德中的反諷傾向寄予過高的、過於自信的期望,那麼它就會轉化為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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