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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傳記 中國史 近代史
   
   
   
 
民國清流2:大師們的戰國時代(1211-0109年終慶)
 作  者: 汪兆騫
 出版單位: 現代
 出版日期: 2016.05
 進貨日期: 2017/1/5
 ISBN: 9787514343731
 開  本: 16 開    
 定  價: 299
 售  價: 159
  卡 友 價 :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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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1. 《民國清流2:大師們的“戰國”時代》系作者汪兆騫繼《民國清流1:那些遠去的大師們》之後又一力作。作者憑藉翔實的史實與依據,以清麗優美的文筆進行客觀公正的講述與剖析,寫就了一部由大師集體演繹的1927年至1930年的文化斷代史。

2.作者汪兆騫是文學界、出版界的老前輩,他的“朋友圈”全都是文學名家和文化精英,可以說是輻射了中國的當代文壇。汪老先生經手孵化的名作,大多讓人如雷貫耳;汪兆騫做過嫁衣的作家尤其是文學大家,幾乎佔據了中國當代文壇的半壁江山。更可敬的是,汪兆騫是一位秉持道義與良知的知識份子型作家。可想而知,由汪兆騫以客觀公正的史家視角講述的民國時代的文壇,在剖析人物的性格與人格方面,自然是遊刃有餘,功力深厚。

3.《民國清流2:大師們的“戰國”時代》主要講述了蔡元培、魯迅、茅盾、瞿秋白、丁玲、葉聖陶、柔石、胡適、沈從文、林語堂、鬱達夫、梁實秋、包天笑、周瘦鵑、蔣光赤、胡也頻等在文化戰場上的分化與交鋒。時中國政局發生巨變,國共兩黨合作分裂後的鬥爭也更加激烈和嚴酷。一眾作家會聚上海,文化中心暫由北京轉到上海。創造社、太陽社、新月派、語絲派、新感覺派、“鴛鴦蝴蝶派”、唯美頹廢派,旗幟鮮明,紛爭不休。八方豪傑,“封建餘孽”“革命戰士”“同路人”紛紛亮相,演繹出民國文化思想界的恩怨情仇。
4.歷史人物在某一歷史節點上的一些表現,往往非常複雜,它必然與時代宏觀大背景息息相關,也與其性格和個人當時的微觀處境緊密相連。《民國清流2:大師們的“戰國時代”》實事求是地撰寫歷史,披露真相,還原歷史,刻畫大文人大知識份子在大環境中呈現出來的多種文化品格,彰顯人性的光輝與卑微。


內容簡介:

民國大師們分化與交鋒時期的歷史真相

★《民國清流1:那些遠去的大師們》入選《作家文摘》2015年度十大非虛構好書

★著名作家葉辛、何建明、張抗抗、梁曉聲、王躍文、餘世存、嶽南,著名文化學者葉廷芳、張頤武、孫鬱、解璽璋、李建軍傾情推薦!

★南方都市報、鳳凰週刊、央廣、人民網、新華網、北京晚報、騰訊、新浪等全國百餘家媒體廣泛報導。





本書系民國清流大師們的集體傳記系列之二。

本書沿襲《民國清流1:那些遠去的大師們》的風格,承接第一部的歷史階段(1917年至1927年),呈現出民國十六年至民國十九年(1927年至1930年)文化主戰場的“戰國”景觀。

時值國內政局巨變,國共兩黨合作破裂,政治鬥爭激烈而嚴酷。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舉起大旗的文化主將們出現嚴重的分化,蔡元培、魯迅、茅盾、瞿秋白、丁玲、葉聖陶、柔石、胡適、沈從文、林語堂、鬱達夫、梁實秋、包天笑、周瘦鵑等紛紛來到上海,一時間,民國文化思想界風起雲湧,各文化流派旗幟鮮明,針鋒相對,演繹出文化界的交鋒論戰與恩怨情仇。

作者不囿於故有定論,依據翔實的史料,客觀真實地反映文化中心轉向上海的這一時期,民國大師們分化與交鋒的歷史真相。那些特立獨行的民國文化大師,用自己的人格風骨、思想情懷、學術風範,鑄就了民國文化史上的又一段風流。


作者簡介:

汪兆騫
生於194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編審,原《當代》副主編兼《文學故事報》主編。中國作協會員。著有《往事流光》《春明門內客》《記憶飄逝》《紫塞煙雲》《張騫》等,新近出版有《民國清流1:那些遠去的大師們》《文壇亦江湖:大師們的相輕與相重》,深受讀者好評。


圖書目錄:

第一章 民國十六年(1927) / 001

蔡元培、胡適、魯迅等先後來到被鮮血染紅的上海

蔡元培偶陷人生歧路 / 005

被誤讀的“鴛鴦蝴蝶派”包天笑、周瘦鵑 / 011

西遊東望十個月後,胡適回到上海/ 023

魯迅與周建人都攜情人同居景雲堙 031

第二章 民國十七年(1928) / 037

自由主義作家與國民黨爭自由,魯迅和創造社、太陽社聯合與林語堂論爭

魯迅與創造社、太陽社的激烈論爭/ 041

被文學史遺忘的張靜廬與《革命外史》/ 047

茅盾創作小說《蝕》 / 053

蔚為大觀的武俠小說及偵探小說 / 058

“厭世家”葉聖陶長篇小說《倪煥之》,茅盾譽之“扛鼎”之作 / 064

戴望舒的《雨巷》,給五光十色的上海文壇帶來別樣風景 / 070

巴金第一部中篇《滅亡》,經葉聖陶之手刊發在《小說月報》上 / 074

沈從文評價施蟄存小說,是“一首清麗明暢的詩” / 079

林語堂與魯迅時密時疏,不外乎精神勝利法之法門 / 085

私人語境中的魯迅,“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 / 099

第三章 民國十八年(1929)/ 107

《新月》和胡適掀起人權運動是該年的主旋律

胡適、《新月》與悲壯風采的人權運動 / 111

林語堂與平社及胡適交好有年 / 121

到上海謀求發展的沈從文 / 128

留下斑駁多彩身影的田漢 / 137

張資平、葉靈鳳、曾虛白、邵洵美與唯美頹廢傾向的小說 / 144

傳統保守的梁實秋與頹唐的鬱達夫 / 155

徐志摩輕盈、瀟灑的詩和複雜的感情世界 / 163

第四章 民國十九年(1930)/ 171

新月派及中國左翼作家聯盟

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瞿秋白與魯迅的友誼 / 175

蔣光赤想給中國革命留一個證據 / 183

“左聯五烈士” / 189

馮雪峰是黨聯繫魯迅的橋樑 / 199

魯迅與曹聚仁 / 210

魯迅、伊羅生與《草鞋腳》 / 220

在左聯和國民黨的聲討中,胡適拂袖作別上海 / 229

丁玲是左聯最令人矚望的作家 / 236
蔡元培是高遏行雲的文化巨人 / 243


章節試讀:

★薑紹謨與蔡元培共事多年,深受蔡先生的人格精神感染。蔡先生為學界領袖,卻極為儉樸平易。每次外出所帶行李有二:鋪蓋袋、手提箱各一。箱內除換洗衣物,便是書籍文具。蔡元培左腳動過手術,行走不便,卻從不讓人幫扶。每次外出,薑紹謨都想為先生整理行囊,但當他走進先生屋堙A總是見先生已整理好,微笑地等著他呢。薑紹謨記得,那次從象山搭乘小漁船去福州,風大浪高,小船在波峰浪穀間顛簸,時時都有翻船的危險。先生卻極為鎮定,風浪略小時,見薑紹謨暈船嘔吐不止,蜷臥船角,便講起“《蘇報》案”屈死於獄中的鄒容,講起徐錫麟、秋瑾捨生取義,講到動情處,仰天長嘯,哭聲直沖夜空……



★所謂“鴛鴦蝴蝶派”,並不像語絲派、新月派及創造社那樣有組織,有文學綱領,有社團出版社和社刊。即使有三五同好,組成小團體,出版刊物,也沒有明確的組織綱領或者系統理論,甚至連名稱都沒有。這個小說流派是由無數創作個體構成的獨特文學景觀。鑒於他們對文學的獨特貢獻,理應在現代文學史上占一席之地,但至今,也沒有得到客觀的歷史評價,甚至他們那被人冠上的“香豔”、充滿鄙視的“鴛鴦蝴蝶”之名,都沒有被摘掉,至今仍被沿用。



★《梅蘭芳》以“犀利的影射性敘事,彰顯了批判和警戒之意”,但其內容涉及梅蘭芳早年的私寓經歷。私寓又稱相公,被男性玩弄或被貴婦包養。當時文人墨客亦多喜到名伶家賦詩宴遊。私寓是當時梨園風俗。自民國始,尊重伶人人格,私寓亦被官方禁止。私寓雖是生活、生存所迫不得已而為之,但畢竟是伶人最傷痛、最無尊嚴、最不願人提及的經歷。故受到廣大梅迷們的聲討,釀成軒然大波。以致連載《梅蘭芳》的京師《國華報》被勒令停刊。為此,穆儒丐便與梅迷們結下宿怨,從此寫文著書,更肆無忌憚地攻擊梅蘭芳。其《選舉伶王記》,變本加厲地揭梅老闆的老底,還影射了力捧梅蘭芳的齊如山。因梅迷勢力較大,穆儒丐在北京受到排擠,報館也不敢再聘用他,只能出關遠走東北。他在完成了《梅蘭芳》全書後,交給有日本背景的盛京時報出版社出版。梅迷聞之,即買斷小說,然後銷毀,故《梅蘭芳》一書存世極少。



★周瘦鵑還寫了不少提倡孝道、讚譽節烈的小說,在文壇引起爭議。他的《父子》,寫父親被撞,失血過多,品學兼優的兒子獻血救父,父親活了,兒子卻死了。不想鄭振鐸在《思想的反抗》中批評道:“周瘦鵑腦筋堻瑭棌L踞著這種思想。”郭沫若在《致西諦(鄭振鐸)先生的信》中,則從醫學角度,指出“周瘦鵑對於輸血法也好像沒有充分的知識”,“惹人笑話”。



★如果讀1927年1月在上海的鬱達夫的日記,你會看到即便是追求革命者之鬱達夫,他的行為和精神狀態與包天笑筆下的人物也頗為相似,如為了愛情的失魂落魄,“去大世界聽妓女唱戲”,“喝醉了,就上馬路上打野雞(妓女) ”,“去燕子窩吸鴉片”(1927年鬱達夫《日記九種》)。



★徐新六在1927年1月12日給胡適的信中也說,“兄西遊後,政治思想頗多變更,在各處通訊中所見兄之議論,弟贊成甚多”。又說“俄國革命對於舊式之社會雖有震撼摧拉之力,我輩亦不能見其力大而即以為是”。徐志摩對胡適讚揚蘇聯頗不以為然,他在回胡適的信中,先調侃道:“你的相片瘦了,倒像一個鮑雪微兒(布爾什維克)。”然後駁斥胡適肯定蘇聯的觀點。



★芳子與周建人的婚姻裂痕,始於周建人獨自離開北京四合院去上海工作。開始芳子以身懷六甲為由,不隨丈夫到上海。魯迅與周作人兄弟失和前,周建人曾回京省親,再次提出接芳子母子去上海,過自己的小日子。芳子不願離開姐姐的細心照料,去人生地不熟的上海,過一切由自己操辦的苦日子,仍不答應丈夫的請求。等兄弟反目,魯迅搬出八道灣在西三條另購了小院,周建人又回京探親。魯迅搬出已顯空落的八道灣,周建人不希望他的妻兒還寄人籬下,由二哥二嫂照顧。過丈夫出門工作,老婆在家侍候,女兒在膝前打鬧,是他嚮往的生活。芳子想得倒也簡單:中國不是有句古詩嗎,只要兩情相悅,又何必朝朝暮暮長相廝守。於是說,夫婿,我從日本搬到紹興,又從紹興換到北京,如今再讓我去上海,我不願折騰了,有婆婆照顧,有姐姐、姐夫幫助陪伴,這樣的日子挺好。



★1928年1月,郭沫若以筆名麥克昂在《創造月刊》上發表《英雄樹》一文,首次提出要創作“無產階級文學”的口號,便是一例。這種錯誤的文學觀,導致將魯迅當作主要批判對象,以魯迅為犧牲來祭“無產階級”的帥旗。錢杏?寫《死去了的阿Q時代》,說魯迅的文學創作,“是濫廢的無意義和類似消遣的依附於資產階級的濫廢的文學”。杜荃的《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則認定魯迅是“封建餘孽”,是“二重反革命”,是“法西斯蒂”。



★《革命外史》出版後,1929年6月,日文版也在日本以《支那革命外史》之名由“同文社”出版,作者署名仍是翁仲,譯者署名有點搞怪,為“東洋鬼”。

嗚呼,連日本都發現了《革命外史》的價值,而在上海,在國內一直被忽略、被遺漏、被輕慢,直到當下,中國文學史仍不正眼相視,奈何!



★1928年秋天,剛從法國到上海暫住的陳學昭在《回憶魯迅先生》一文中說:“我第一次回國,留滬的二三個月間,我寓在沈雁冰夫人處。”茅盾家的後門,斜對著魯迅家前門。那時,魯迅與周建人同住一幢房子堙C魯迅家開飯比茅盾家早,有時魯迅家已開飯了,常到魯迅家玩的陳學昭,還在與魯迅、周建人聊天,這時總會見到對門茅盾夫人德沚女士隔門朝這邊打招呼,王蘊如見到就會在後門喊:“陳先生吃飯去。”陳學昭這才回到茅盾家。



★1928年初,葉聖陶正潛心醞釀《倪煥之》之時,創造社自詡革命家的馮乃超在《文化批判》第一號(1928年1月)上,寫了一篇題為“藝術與社會生活”的評論。文中對葉聖陶的文學創作,作了這樣的判斷:葉聖陶“他是中華民國的一個典型的厭世家”。

葉聖陶不以為然,也不與之爭論,而是將自己的一本小說集取名“未厭集”,並為該集寫了一篇短而精彩的題記。題記說:“有人說我是厭世家,自家檢察過後,似乎尚未。不欲去自殺,這個世如何能厭?自家是作如是想的。”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的夏天,戴望舒北去北京,通過昔日上海大學同學丁玲的介紹,與胡也頻、沈從文、馮雪峰、魏金枝、姚蓬子等人結識。這是“京派”作家與“海派”詩人的第一次晤面。年輕的作家們不會想到,他們已逐漸以急進的步法,登上中國文壇的大舞臺,並將攪掀起波瀾。他們更未料到,作為“京派”和“海派”的代表人物,若干年後會被政治和文化邊緣化。



★林語堂與魯迅的直接衝突,發生在1929年8月28日。

事情的原委是,為了編《奔流》,魯迅和北新書局的老闆李小峰有了爭執。據魯迅方面介紹,矛盾由來是這樣的:《奔流》和“北新”的關係,原是魯迅選稿並編輯,“北新”退稿並酌送稿費。後來方知,李小峰並未這樣執行。為此魯迅辭去編輯責任。後經中間人調解,乃約定先將稿費送到魯迅處,由他寄出。後來又發生該付給作者孫用的稿費,李小峰仍未寄出(見1929年11月25日魯迅致孫用信)的事件。

魯迅編《奔流》第四期時,“又不再編下去”。而“北新近來非常麻木,我開去的稿費,總久不付,寫信去催去問,也不復”。這是魯迅在同年8月7日致韋叢蕪的信中的話。還說,“投稿者多是窮的,往往直接來問我,或發牢騷,使我不勝其苦,許多生命,銷磨於無代價的苦工中,真是何苦如此”。

但北新書局總對魯迅說窮,魯迅自然不信,因魯迅聽人說“他們將現錢搬出去開紗廠去了,一面又學了上海流氓書店的壞樣,對作者刻薄起來”。

此外,北新書局還欠了魯迅不少版稅,多次催索,也無結果,魯迅決定請律師打官司,靠法律解決了。魯迅8月17日致章廷謙的信中說:“老闆原在上海,但說話不算數,寄信不回答,愈來愈甚。我熬得很久了,前天乃請了一位律師,給他們開了一點玩笑。”“老闆今天來訪我,然已無及,因為我的箭已經發射出了。”

那時,潘梓年也是北新股東,用種種方法罵魯迅。見真要打官司,李小峰軟了下來,只能讓步,於是8月28日到魯迅家賠了540元後,又在南雲樓設酒宴,請魯迅、林語堂吃飯,想要和解。令人想不到的是,席間杯酒言歡,魯迅與李小峰倒是和解了,而不知何故,卻與林語堂發生了衝突。



★1928年至1929年秋,因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宣導,引發的那場有關“革命文學”的大論爭。太陽社及創造社以激進的姿態,宣揚文學的本質就是“階級意欲和經驗”的形象化組織,無產階級文學也就等於無產階級“意欲和經驗”的組織(《蘇聯“無產階級文藝派”爭論資料》)。

這就在文學與政治之間畫上了等號,使文學淪為宣傳的工具,徹底拋棄了文學遺產,以政治批評取代文學批評,唯我獨尊,對廣大作家大肆撻伐。他們首先拿魯迅、茅盾等開刀祭旗,特別對魯迅進行“總的清算”。認定他的阿Q時代已經過去,其作品已失去“現代意味”,“只能代表清末以及庚子義和團暴動時代的思想”,認為魯迅是“封建作孽”“法西斯蒂”“三重三反革命人物”。



★林語堂真正“幹政治”,是一次在趙元任家的聚會上,對剛從北平回滬的胡適提出的。那時,胡適正在北平籌辦政論性刊物《獨立評論》。“幹政治”的具體內容林語堂並沒有說清。一個一心做學問,不太過問政治的學者,能提出“幹政治”,證明在當時的中國,已不能安放一張青燈古卷的書桌了,林語堂的“幹政治”,更是耐人尋味之舉。

胡適與林語堂的友誼自1918年始,直到他們生命的終點。文化人格魅力的相互吸引,胡適對林語堂的器重,林語堂對新文學運動的旗手胡適的景仰,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息息相通的政見和觀念,鑄就了他們成為沒有政治功利色彩的牢固友誼。



★《我勸你》是冰心以詩的形式,表達了她對徐志摩與林徽因婚外戀的不認同,警告了林徽因,譴責了徐志摩。後來冰心又在與梁實秋的通信中繼續表達他對徐志摩的指責:“志摩死了,利用聰明,在一場不人道不光明的行為之下,仍得到社會一班人的歡迎的人,得到一個歸宿了!”(梁實秋《憶冰心》)

《我勸你》甫一發表,沈從文便很不自在。沈從文對冰心的說教很不以為然,便用“教婆”譏諷冰心。從中,又讓我們看到沈從文也沒有擺脫男性中心視野下對女性的輕蔑。在1931年11月13日他給徐志摩的最後一封信中,表現得很清楚。



★有一次,上海的中國通日本人內山完造,設宴招待他的老鄉、日本作家藤森成吉,又請魯迅、茅盾、田漢、夏衍等左聯成員作陪。田漢性格豪爽,有了酒就更興奮,席間他大談與日本作家穀崎潤一郎的交情如何之莫逆。魯迅也喜酒,有了酒也常現本色。聽不耐煩,索性站起離席,小聲對夏衍說:“看來又要唱戲了。”田漢與穀崎潤一郎的確關係不一般,田漢在日本留學時,受穀崎的虐戀小說影響較大。1927年,田漢重訪日本時,穀崎熱情地款待過他,曾有放縱的夜宴遊。後來田漢回憶此夜宴時,還津津樂道:“日飲道頓,夜宿抵園,在‘酒’與‘女人’中間我忘記了一切。”



★1934年,魯迅與邵洵美從圍繞“捐班”詩人和“富家婿”的爭論,轉向“文學謾罵”和“人言”事件展開新的筆墨交鋒。

先是邵洵美於是年元月1日,在《十日談》“新年特輯”上發表《新罪惡》,把魯、邵間的文事糾葛公佈於眾,並批評魯迅是“謾罵家”。

邵洵美此篇文章,說政界文壇同一天下,政界既密佈了怪霧,文壇定也充斥著妖氣。這篇文章指名道姓批評魯迅,這在當時文壇,也並不多見。

魯迅自然要針鋒相對,1月22日,他在《申報·自由談》上,發表《漫罵》(收入《花邊文學》)回擊。

二人筆墨刀劍交鋒,比起魯迅的強烈表達,邵洵美的反應卻頗為平淡。尤其讓魯迅惱怒的是,邵洵美對他提倡的木刻的嘲諷,對他翻譯方面的輕蔑,用的是極為平靜的口吻。比起太陽社、創造社諸公的粗暴簡單的批評,顯得老辣而深刻。



★一次鬱達夫到北京,找到梁實秋,提出要訪圓明園遺址。出清華校門口不遠,即圓明園遺址。梁實秋引導鬱達夫遊了廢園。但接下來要求帶他去逛北京八大胡同堛漸|等窯子,讓梁實秋驚駭得目瞪口呆。梁實秋骨子有文人的清高、有士的傲骨,況那時他還是個不懂風塵的年輕學子。拂了鬱達夫的面,並從此在心堬炾_與創造社成員的心理藩籬,太自然不過。鬱達夫是個坦白的人,從不隱晦自己的放蕩和墮落,連他自己也說,“民國十三四年,我混跡在北京的軟紅塵堙芋]《志摩在回憶堙n)。問題是,從此鬱達夫便對梁實秋心懷怨恨,埋下仇視的種子。二人由文友變成了宿敵。鬱達夫寫《文人手淫》便是這種狀態的產物。梁實秋當然也多次反擊,著文揭其靈魂。



★君子之交,不僅重友情,還講道義。在1926年七夕,徐志摩與陸小曼的訂婚典禮上,以及是年陰曆八月二十七孔子日,徐、陸在北海由胡適做介紹人、梁啟超做證婚人的結婚大禮上,作為老師的梁啟超,都對弟子徐志摩的私情不淑,給予很嚴厲的批評甚至責罵,令滿堂親友目瞪口呆。



★1931年年初,馮雪峰奉命調任左聯黨團書記時,認識了瞿秋白,並爭取他參加了左聯領導工作。其時,肝病發作的瞿秋白在上海過著居無定所的亡命生活,臨時寄居在茅盾上海愚園路樹德堛煽J所堙C一天,瞿秋白正在茅盾家看書,第一次見到來茅盾家送《前哨》創刊號的馮雪峰。瞿秋白讀完創刊號上魯迅的文章,很興奮,並即興談了對文章的深刻、精闢的見解。又幾天,在茅盾寓所,瞿、馮二人再次相會,瞿秋白向馮雪峰表示“借此次休養機會,翻譯一些蘇聯文學作品”,並說想從事文學活動。馮雪峰向魯迅反映了瞿秋白的願望,魯迅說,“我們抓住他”(《回憶魯迅》)。



★馮雪峰之見當時文化名人魯迅,既沒有一臉堆笑,唯唯諾諾,誠惶誠恐,也無扞格不入,而是不卑不亢,有事說事,從容自然。這引起魯迅的好感。

1929年2月,柔石幫馮雪峰在景雲塈鋮鴗F寓所。那是茅盾家的三樓,因茅盾已避難日本,三樓就空出來了,征得茅盾夫人孔德沚的同意,馮雪峰就搬了進去。孔德沚見馮雪峰衣著簡樸,就免收房租,讓他住在三樓。



★魯迅與施蟄存的筆戰中,《十日談》以漫畫攻擊,曹聚仁站到魯迅一邊,利用《濤聲》這一陣地,聲援了魯迅。施蟄存發表反擊魯迅的文章《〈莊子〉與〈文選〉之後》,儘管施蟄存此文心平氣和地講了他推薦二書的經過和道理,甚至最後說:“臨了,我希望豐先生那篇文章並不是為我而寫的。”魯迅還是再以兩篇宏文《“感舊”以後(上)》和《“感舊”以後(下)》,發表在《申報·自由談》上,還以顏色。



★中央研究院在蔡元培的領導下,雖經費拮据,內戰破壞,還是取得不少研究成果。

歷史語言研究所,運用現代考古學方法,在河南安陽小宅村,發現併發掘了震驚世界的殷墟。蔡元培雖未親臨現場,但給當地軍政大員多次寫信,才使兵亂匪禍沒有殃及考古發掘現場。結果發現大量殷代甲骨卜辭和青銅器,將中國古代史,向前推進了上千年。此奇跡,標誌著中國近代考古科學的誕生。該發掘主持人,是蔡元培慧眼所識的李濟。1924年在山西發掘仰紹文化遺址的也是他。

地質學家李四光,在長江下游廬山等地,找到了第四紀冰川流行的證據。李四光在北京大學任地質系主任時,發表了《中國北部之蜒科》,獲伯明翰大學科學博士學位。後蔡元培請他到中央研究院,成為地質研究所創始人。他的《冰期之廬山》,在國內外獲很高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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