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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傳記 中國史 近代史
 
 
 
 
民國的失傳:清末明初中國革命再闡釋
 叢書名稱: 青年學者叢書
 作  者: 沈潔
 出版單位: 上海社會科學院
 出版日期: 2019.05
 進貨日期: 2020/3/25
 ISBN: 9787552026955
 開  本: 16 開    
 定  價: 735
 售  價: 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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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本書著重從源起、脈絡和縱深問題重新闡釋並深入探討清末民初中國革命。視野開闊、角度新穎,在研究範式上具有一定的突破性,拓展了近代史學理論,文獻富足、邏輯性強、理論分析周密,是一部有較高學術價值可供業界參考的歷史研究著作。


內容簡介:

本書以“印刷”“族群”“規訓”為關鍵詞,重新審視清末民初中國革命,講述其另面的源起、脈絡與縱深。從甲午到辛亥,清末知識人的持續激進化,廢科舉導致的身份位移,新式媒體混雜著國族、種族話題的鼓盪,在印刷工業的扶持下,思想匯流為思潮,推動制度改革、政治遷易。革命因思想、輿論匯聚而來,亦因之眾聲喧嘩,矛盾叢集。而現代政治的確立,經歷了一系列自我形構及對他者的規訓,國家政治的儀式化運作、民眾的日常生活、社區歷史記憶構成複雜的權力網絡,其中的博弈、妥協與交融構成中國現代國家確立的曲折過程。


作者簡介:

沈潔,1978年生,江蘇常州人。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博士,現為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代社會史、思想文化史,目前主要從事甲午至北伐時段內的知識、政治、族群研究。已出版專著《1912:顛沛的共和》,另發表《“反迷信”話語及其現代起源》《科舉、功名與清末民初知識人社會》《作為“樞紐”的廟宇:1920至1940年代村落場景中的“現代”與“國家”》等論文50余篇。


圖書目錄:

引論

上 篇 印刷與革命

第一章 “新學猖狂”的時代

一、 從“清流所鄙”到“人人爭言”

二、 “梁啟超式”的輸入

三、 啟蒙與生意



第二章 科舉改章、停廢與晚清書業革命

一、 “印刷為之樞機”

二、 新書業肇興

三、 舊書業的式微



第三章 新書業與清季“君憲”“革命”論

一、 “上海影響”: 文本及其空間流動

二、 “君憲”與革政

三、 以書報為助力之革命種子



第四章 “大上海”的摩登時代: 市場與文化經濟的構建

一、 市場、商業、文化網絡

二、 社會結構與文化經濟

三、 人才聚、散與多元文化格局

四、 無處不在的市場



第五章 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消費主義與書業黃金時代

一、 商業環境與都市中的文化生產

二、 普通社會的文化消費

三、 文人與文化空間的建構



中 篇 族群與政治

第六章 從“天討”到革命

一、 “討滿洲檄”

二、 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並行

三、 “滿洲人或無死所矣”



第七章 辛壬之際的種族、權爭與政治

一、 從貴林之死的疑點說起

二、 人事與權爭

三、 “滿奸投毒”與貴林之死

四、 余論: 為貴林平反



第八章 清帝遜位與共和肇建

一、 憂懼: 革命中的排滿與復仇

二、 潰退: 親貴與朝臣

三、 共和: 和解如何可能



第九章 共和時代的族群與政治認同

一、 辛亥余緒

二、 後“驅除韃虜”時代的旗族生計

三、 “誰敢自言滿族人”



下 篇 主義與規訓

第十章“雅各賓主義的中國”: 民初的政爭、黨爭與政治失序

一、 江山大好,任付伊誰?

二、 雅各賓主義的中國

三、 洪憲帝制的旋起與蕩滅



第十一章 20世紀20年代地方力量的黨化、權力重組及向“國民革命”的引渡

一、 “剡川風潮”與地方力量的重組

二、 交錯蕪雜的地方黨、派生態

三、 從“打倒帝國主義”到“國民萬歲”



第十二章 規訓·反抗: 20世紀30年代的社區記憶與現代政治

一、 儀式盛典: 多神的社區信仰空間

二、 商人團體的加入

三、 地方政府的出場

四、 多重疊合的信仰空間與社區歷史

結束語


章節試讀:

引 論


20世紀的中國,如果說找一個關鍵詞來貫串的話,那一定就是“革命”。相應的,革命史敘事則幾乎成為辛亥以降中國史學的支配性範式,且越到後來越趨向意識形態化。就革命本身,反有許多另面的源起、脈絡、縱深問題,沒有深透討論過。所以,在本書中,我想要做的,是用印刷、族群與規訓三個關鍵詞,重新串聯和審視清末民初的中國革命。



西學、新知的傳播,啟蒙、新思想的萌發,由新思想、新觀念而引導制度改革、社會變動,由改革而匯聚革命風潮,慣常的論述多歸之於啟蒙者的努力,其實,清季學風與士氣丕變,新學從被鄙斥到“尊西人若帝天,視西籍如神聖”,從大的方面說,是時勢使然,但由時勢牽動人心、風氣的遷變,就不能不說到肇興於上海的書業革命。書籍為“灌輸文明之利器”,出版之發達即“國民智識之進步”、“文明進步之明徵”、“印刷一事,與國家之文明有大關係”,諸如此類的議論逐漸成為諭令奏摺與報章雜誌中常見的筆調。晚清中國的新學啟蒙運動發端於救亡圖存時勢中士人的鼓盪,存在於朝廷興學育才的決心,而它最終匯流成河、從先識者的沉思變為一般閱讀者的日常,則與印刷工業的興起有莫大關係。正是新書業的蓬蓬然而起,以及由此引發的印刷資本主義的急劇擴張,使思想與商業、啟蒙與生意交逢於複雜世局,將新學導入士人的生活世界,中國的思想與文化亦由此在“出版”、“文明”與“國勢”的相互關聯中大步邁入啟蒙與維新的時代。



書商、報人和他們製作、倡導的思想,在短短十數年間使“舊的中國”一點點圮塌,從啟蒙到維新,從革政到革命,進而完成中國從帝制到共和的轉型。以書報為助力之革命種子,正是在印刷工業的扶持下一路恢張,使孤另的思想匯流為思潮,推動制度改革、政治遷易。而進入20世紀二三十年代,印刷一方面依舊與啟蒙及思想運動聯接;另一方面,在消費市場與文化網絡中,文人、商人與市民社會川流其間,大報、小報,大型的出版公司與小書鋪,從製造、傳播到消費,印刷又進一步構建、豐富了都市中的文化空間,而“左翼”與革命文化即在此空間中孕育、壯大。這是一個思想衍變的軌跡,但同時也是一個政治、經濟與文化交織的網絡,牽涉到思想被製造、傳播,以及在更廣闊空間內流動的過程。我們可以在市場、商業、消費及地域、空間等多維視角中審視現代思想與中國革命的興起。



以往的歷史敘事中,辛亥革命基本上是一場政治革命,未流血而各省相繼光復,在武昌起義的烽火和立憲派的斡旋下,清帝遜位,讓政於民國。但不可否認的是,中國由帝制走向共和的這段歷程,“反滿”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其中,思想運動是一個層面: 革命派依靠族群分野,刻意製造滿漢隔閡,明清易代之際的創傷記憶被迅速喚回到當代,成為宣揚革命、推翻異族統治的利器。所以胡漢民說:“正惟‘排滿’二字之口號,極簡明切要,易於普遍全國。”由反滿鼓盪起來的革命激情要比反專制更容易傳播,也更容易激起情感上的共鳴。另一個層面則是武昌起義之後的滿漢對峙,族群界分、部分滿城的殺戮事件,加之由戰爭激揚起的謠言,八旗兵丁與中樞的滿洲親貴一起,由恐慌而驚懼,最終放棄抵抗,選擇了讓政。南北和議,辛亥大妥協有諸多繁複的人事、時勢關係在裡面。僅僅革命對手方這一側,就包含帝後及親貴集團、樞臣與疆吏、駐防、北洋系、江浙立憲系,等等,中間還摻雜著革命集團中與各方勢力皆能周旋的一些重要人物。退位詔書和優待條件的起草,從人選、成稿到最終底定,過程是怎樣的,中間經歷了多少博弈、轉圜?四川將軍玉崑、杭州將軍德濟,各自在什麼樣的情勢下、與什麼樣的勢力達成妥協。光復之際,駐防、士紳、新軍、民黨、會黨,甚或羼入革軍隊伍的“匪”,在各地有複雜的組合、對峙,均構成走向共和的具體情勢。



革命希望切斷一切逃往歷史之路,包括把專制和舊世界歸攏為一個民族對另一個民族長達百年的奴役。於是復仇擁有天然的正義,於是革命可以使用任何一種理由、任何一種手段。辛亥年是一段千年曆史的終結,以往的視界,大多著意於革命,革命的對手方,包括清王朝的處境及以滿漢為名義發生的人事糾葛與權力紛爭,則甚少觸及。其實,革命雖撼動了帝制,但帝制牽絲攀藤,妥協及退讓還僅是歷史的明面,隱伏處,更有層層疊疊的人事權爭及政治理念的分裂。滿與漢成為透視共和轉型的一面稜鏡,屈折出一個多面的辛亥故事。這正是我想要描述的,一段有著文明與野蠻、正義與殺戮、謊言與理想的革命記憶。



而在革命之後,“驅除韃虜”迅速被“五族共和”取代。但革命鼓盪起的族群對峙卻不是隨民國成立而自然消亡的。辛亥之後,滿族作為一整個族群的流亡史,可以看作是辛亥革命的遺留問題。從這個維度觀察和探討民國種種淆雜、失序,其前後因果則更為明朗。阿倫特在《論革命》一書中寫過:“從外部看,革命似乎是一場奇觀。在這奇觀中最為奪目的是沒有一個行動者可以控制事件的進程”;“不管人們願意與否,都將被革命捲入一個不確定的未來”;“當革命者宣稱革命的目標是自由,自由的誕生意味著一個全新故事的開端時,他們到底意欲何為?”辛亥革命便具有這樣的特點。它本身只是一個短時刻的事件,但它牽動的變局則沒有一個行動者可以控制。旗人就這樣被捲入“不確定的未來”,困頓之外更多疑懼。這種困頓、疑懼構成了共和的另一種面相。一個族群的遺民史,昭示的正是這場革命作為開端的現代中國,充滿了矛盾、反覆與羼雜的歷史過程,是政亂、戰亂之外,另一個意義上的辛亥余緒。所有這些史事,構成辛亥革命的“奇觀”——推翻君權,渴望共和,驅逐滿洲人的統治,與傳統決裂,以理想的共和制度取代滿族貴族所實施的少數民族專制統治,實現漢族引導下的五族共和。但“共和”卻顯然不是幾次起義與一場談判、一紙詔書可能抵達的。



革命由思想、輿論呼嘯而來,這是辛亥革命的特徵,也構成辛亥革命的致命傷。魯迅在1925年說,仿佛久沒有所謂的中華民國,有許多民國國民卻是民國的敵人,因為,“民國的來源,實在已經失傳了”。這亦是本書題名的來源,辛亥革命的“未完成”與民國的“失傳”之間,存在接續式的邏輯聯繫。



從“未完成”這個線索來理解北洋中國,可能會獲得多一點想象空間。共和的締造不可能一蹴而就,它受到各種力量、各種理念的掣肘和塑造。袁世凱個人及廣義的袁氏左右,對於國權與民權的構想原本存在許多層次的可能性,而民黨在國權構建這個過程中的作用與反作用,他們的不合作對袁世凱及其國政,有極大的牽制性。宋案發生不久,張謇便議論過,宋教仁無端被害,此必不欲南北調和者為之。也有時論講,民黨中的呶呶不已者,假孫、黃之名,視其為無足輕重之商標,任意冒竊,“暗中播弄搆扇,事成則收推戴之利,不成亦收易亡之利,是以二君為市也。”“思今日中外人情之對於二君,試問此之二年以前、半年以前,等級何如?應易轍而改弦矣。而猶猛進不已,鼓奏不已,豈所以愛二君乎?是則不忠”,甚不願“所謂志士、所謂偉人者,以天與人歸始,以天怒人怨終也。”這些,都構成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護國運動、護法運動的種種“另面”。



辛亥革命顛覆了舊制,然國基未固,百制搶攘,共和“如敝舟深泛溟洋,上有風雨之摧淋,下有狂濤之蕩激,尺移寸度,原望其有彼岸之可達,乃遲遲數月,固猶在惶恐灘中也。”此後的歷史,政制與人心的棼亂益甚。“大革命”和“黨治”時代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接踵而至。於是,自清末新政以來陸續形成的一個個呈散沙狀的黨派、社團及個人,逐漸整合而成列寧主義政黨。在這個黨化和組織化過程中,地方社會完成了權力重組。我把這個過程稱之為“換血式”的權力更替,晚清人物退場,新的地方精英、政治力量登程。辛亥到這裡,基本收場。20世紀的中國革命向另一程轉彎: 從“法統”轉向“黨統”。



有關爭奪黨統的問題。在20世紀20年代地方力量匯流與重塑的過程中,也已經形成了大體的輪廓,預示了大體的走向。國民黨的早期黨員構成,上層的、城市的,現在已經相對清楚,而下層黨員,相當大比例都是共產黨的跨黨黨員。在縣、鄉這個層級,公開身份大多是中小學教員和地方報社記者,這批人,可以說,是科舉停廢後學堂時代造就的一種新社會力量——學而優則仕的固定上升渠道取消,被拋入社會,由信仰的動員、生計的困頓和精神的空洞合力推入革命大潮。一方面,他們托援於戊戌以降結成的地方精英網絡,創建併發展其組織力量,另一方面,又空前深入街衢、鄉村,發動了、裹挾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人群。這批縣、鄉一級的跨黨黨員終而成為共產黨組織的跟隨者和群眾運動的組織者。依託五卅,在“反帝”旗幟下,農工運動迅速滲透到地方社會的各個細部。從“再造共和”到“以黨造國”“國民萬歲”這個脈絡中,理解中國共產黨為什麼比國民黨擁有更強大的底層動員能力,線索就都更清晰了。



到20世紀30年代,辛亥革命余緒中的政爭與黨爭只剩餘波,如何確立一個現代政府的“合法性”,成為關鍵。所謂“訓政”,既包含對人民進行運用民權和承擔義務的訓練,也包含對政權自身的訓育。從本書講述的一個社區故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現代”是如何論述傳統、定義傳統並對其進行改造的,也可以看到,“國家”如何進入社區,做什麼樣的努力去規訓地方社會。故事的背面,是現代政治規訓與懲罰的對象——“習俗”“信仰”“儀式”“慣習”。民眾的日常生活世界有強固的自足邏輯,遭遇批判與改造亦有不同階段,視情境有不同反應,這些力量,構成對現代性自我認同及權力建構的反向塑造。在社區場景中,現代制度使其行動籌劃的過程具有相當程度的自主性;而“現代”既是指導性和支配性的,又是實踐性和流動性的,它是民族國家的建構理想與社區歷史爭執與妥協的過程。從中可以感知、體察到,傳統與現代、國家與地方、現代政治與民間社會之間是怎樣互動的。融合與衝突的交替而行,放任與控制的互濟,民眾、社區精英、社區管理者的合作與妥協,構成一幅紛賾多變、眾聲喧嘩的圖像,是現代政治在中國確立的具體而微的景象。



以上,便是本書大體想要講述的內容。在篇章結構上,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印刷與政治”,共五章,以印刷為主線,勾勒20世紀的思想、革命與文化空間。第一章“‘新學猖狂’的時代”,講述思想在政治、經濟與文化的網絡中被製造與傳播的過程,生意場上的新陳代謝既是時人知識與觀念變化的反映,也推動了這個變化過程。第二章“科舉改章、停廢與晚清書業革命”,以廢科舉與新書業興起的關係為切入點,探討此一時代之學術與公共輿論、書籍與市場、知識與生意,包括技術革命與知識形態變遷的貫連,在制度改革與技術革命的脈絡中,整理、分析晚清中國的文化潮動。第三章“新書業與清季‘君憲’、‘革命’論”,集中探討辛亥革命前十年間印刷與思想、閱讀與革命這個論題,文本以各式各樣的方式到達讀書人手中,相同的思想資源卻造就了革政與革命兩種不同的道路選擇,而書籍,把所有這些“革政”與“革命”的主張匯聚在一起,促成了辛亥年末的那場革命。第四章“‘大上海’的摩登時代: 市場與文化經濟的構建”,講述20世紀30年代日益發達的印刷資本主義如何推動消費、市場與文化網絡的不斷升級,以及隨這種升級而來的人才匯聚。“大上海”由此步入一個充滿經濟活力和文化創造力的“摩登”時代。第五章“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消費主義與書業黃金時代”,講述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上海消費主義的盛行在書業黃金時代與文化大都市形成過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



中篇“族群與政治”分為四章,以“反滿”為中心視角,重新解釋辛亥革命及五族共和時代的族群與政治。第六章“從‘天討’到革命”,排滿風潮是晚清最後十年的輿論聚焦,也對革命及此後的共和政治產生過深遠影響。處在以救亡圖存為大前提的中國近代民族主義脈絡中,“反滿”糅雜著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文明與野蠻,國族、民族與種族等各種複雜的題中之義,這種種複雜,既導引了辛亥革命,也直觀反映了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多義與多歧。第七章“辛壬之際的種族、權爭與政治”,通過一個具體的故事,揭示辛亥光復過程中,滿漢對峙纏繞的錯綜矛盾,各派勢力之間的激烈競逐和較量,以及這種種對立、競逐和較量背后辛壬之際種族與政治的複雜關係。第八章“清帝遜位與共和肇建”,希望在革命史敘事之外,從清廷一方的處境出發,重新梳理南北和談與遜位達成的歷史過程,包括龐大的清帝國究竟是在怎樣的情境底下,接受了袁世凱、立憲派和革命黨人之間的這場談判?在家與國、滿與漢、帝制與共和等問題紛亂交纏的辛亥年,中國的政治文化經歷了較“專制—民國”遠為複雜的深刻轉變。第九章“共和時代的族群與政治認同”,在一個遺民史的視域中審視民國年間的旗人與旗族。晚清十年積聚的激進反滿意識並沒有隨民國成立退出歷史,由此導致的一個族群的流亡,寫照了“五族共和”旗幟底下種種晦暗、矛盾的歷史。



下篇“主義與規訓”,凡三章,講述民初中國的政爭與黨爭,以及在此過程中黨派力量的重新形聚及現代政治的自我形塑。第十章“‘雅各賓主義的中國’: 民初的政爭、黨爭與政治失序”,從民初中國的黨爭與政爭講到洪憲帝制的起因與蕩滅。在這個過程中,權威真空、黨派紛爭、民眾於新制之懵懂、帝制時代的各式遺留、倫理和意識形態的眾聲喧囂,凡此種種,以不同形式映射了中國現代轉型的複雜歷程。第十一章“1920年代地方力量的黨化、權力重組及向‘國民革命’的引渡”,講述從“法統”到“黨治”的發生及其轉型。在與戊戌以降的地方精英網絡的銜聯中,各種政治力量經歷了劇烈的分化與重組,跨地方的革命風潮也由此匯聚。第十二章“規訓·反抗: 20世紀30年代的社區記憶與現代政治”,以一個有關社區儀式的細節化故事勾勒了現代政治與地方社會的博弈,以及變遷時代社區傳統的延續與重構。微觀呈現出現代政治的確立過程:“現代”與“國家”除去自我建構,在對他者的論述及改造中,也反向促成自我認同、自我形塑。



這三篇的內容,以“印刷”、“族群”與“規訓”為關鍵詞,是20世紀中國革命中以往不太被論述的面相。以之串聯,構成一種對中國革命的再闡釋。這中間的“變”與“常”,現代中國,漸漸推移:“變”是在“常”中實現的;而“常”,那些有自足邏輯的傳統,又因為歷史的“變”,被賦予新的內涵。是為“多變之中的不變”與“不變之中的多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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