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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傳記 世界史
 
 
 
 
中國與大戰:尋求新的國家認同與國際化
 作  者: 徐國琦
 出版單位: 四川人民
 出版日期: 2019.01
 進貨日期: 2019/2/20
 ISBN: 9787220111730
 開  本: 16 開    
 定  價: 660
 售  價: 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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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本書是著名國際史學家徐國琦先生的一部學術著作,旨在通過探究中國與一戰的關係,向世人呈現中國為加入國際體系,躋身國際世界而做的艱苦卓絕的努力。為我們瞭解一次世界大戰的性質以及中國與一戰的關係提供了切實可信的文本。


內容簡介:

《中國與大戰》是哈佛大學歷史系博士、香港大學歷史系教授、著名國際史和跨國史學者徐國琦先生的“國際史”三部曲之一。徐先生用國際史方法及多元視角研究了中國及世界歷史上一個鮮為人知的題目:中國與*次世界大戰的關係問題。 一戰在很多中國人的印象中,是跟五四運動緊密結合的一個國際事件。然而大部分中國人只知道五四運動爆發的原因與一戰後的“巴黎和會”有關,卻不知道是怎樣的一種關聯。中國與一戰的關係,遠比人們認識或想像中的更緊密,一戰對中國躋身國際社會的重大意義,也遠比人們認識或想像的更重大!中國與一戰的關係,確如作者所說,是世界史上被遺忘的一章! 而在本書中,作者一改傳統的學術形態和研究方法,採用國際史視角——超越國家層面的分析視角,把全世界納入本領域的研究框架,通過到世界各國的檔案館讀檔,再用專門的研究方法對檔案深入分析,從中國準備加入國際體系所做的努力寫到巴黎和會上中國為尋求世界新秩序而做的抗爭,完整披露了中國通過“一戰”尋求融入國際體系、邁向國際舞臺的經歷,對我們重新認識中國與一戰的關係提供了新的視域和方法。


作者簡介:

徐國琦,安徽樅陽人,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香港大學歷史系教授,香港大學嘉裡集團基金全球化歷史講席教授。從1990年代開始,即在海外讀書、教書和寫書,腳踩東西文化,手寫國際文章。系西方著名國際史和跨國史學者。


圖書目錄:

2018年修訂版序言 /001

2008年中文版序 /005

2005年英文版序 /007



導 言 /001



不久前,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指出,法國在整個20世紀中有“兩大執著”,一是法德關係,二是對自身的國際地位的關注。也許我們可以認為,自進入20世紀以來,中國人對只有一件事情特別執著:即如何以平等成員的身份融入國際社會。

第一章 中國為加入國際體系做出準備 /020

要明白中國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間的關係,我們必須先瞭解當時的時代背景。在1895至1914年期間,中國的政治和思想文化是被一個雙軌的進程塑造的,那就是深度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及內在化(internalization)。國際化是指中國人積極地參與及投入國際體系並接受各種思想觀念、社會勢力和時代潮流的影響; 內在化指中國為實現復興及為國際化做出準備的過程和狀況,這是採納和改造外來力量並使它們化為中國本土的一部分的過程。

第二章 中國國際主義的興起與新式外交 /056

中國現代民族主義的出現與中國公眾輿論的興起有直接關係。公眾 輿論在中國是一項政治創舉。在近代中國,新聞媒體所發揮的最重要作用則是催生了中國人的國家意識和現代民族主義觀念。在甲午戰爭以後,這些思想已經成為公眾的意識形態,而不再是少數知識份子的理想。

第三章 大戰的爆發與中國的反應 /091

儘管中國精英對國際事務和世界秩序的現狀表現出不少困惑,但是中國外交政策群體(foreign policy public)還是對1914年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迅速做出了反應。迄今為止,很少有歷史學者關注這個時期存在的外交政策群體。由於缺乏這種認識,使得歷史學者對中國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真實關連就難免出現認識上的偏差。

第四章 中國的另一種戰略:“以工帶兵”計畫 /129

為了與協約國方面建立密切的聯繫及日後加強中國參戰的理據,中國政府當局在1915年制訂了一套具有創造性的新戰略。傳統觀點一向認為“以工代兵”計畫是一個“由協約國在1916年所提出……設計巧妙的華工招募計畫”。然而,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實際上,華工招募計畫早在1915年就已經提出了,而且最早提出該項計畫的是中國而不是協約國。華工出洋計畫在中國加入協約國方面參戰的 戰略中起到關鍵作用,而且更是中國加入國際體系的重要手段。

第五章 中國正式參展 /178

在眾多的參戰國中間,中國也許是最特殊的一個參戰國。沒有一個中立國像中國這樣把自己國家的命運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並懷抱如此高的期望,而且還在參戰過程中遭受如此重大的挫折。1917年宣戰是中國20年社會變化的發展結果,其中有一個積極的富有活力的外交政策公眾的出現,這個外交政策公眾推動了中國新式外交的形成。

第六章 內 戰 /231

也許沒有任何一項外交政策主張比得上中國的參戰政策那樣對中國的內政和社會產生如此強烈的影響。儘管參戰政策是中國第一次重大的獨立的外交方略,但是中國不僅沒有享受到參戰政策所帶來的果實,卻飽嘗了劇烈的社會動盪、政治混亂以及國家的分裂。有關參戰政策的辯論加劇了派系之爭,慫恿了軍閥主義,並導致內戰的爆發。

第七章 1919年巴黎和會與中國尋求世界新秩序 /277

儘管中國在參戰問題上遭遇到諸多的不幸與挫折,但令人驚訝的是中國人民對協約國最終取得的勝利無不歡呼雀躍、興奮異常。不僅如此,當這一消息傳到中國時,北京政府立即宣佈全國放假三天,慶祝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在1919年的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官不僅竭力維護中國的國家主權,要求修改不平等的對外關係,他們還積極參與創建國際共同體,並使中國成為該共同體的平等 成員國。

結語 /319

附錄 /325

參考文獻 /327

索引 /367

譯者後記 /389


章節試讀:

中國與一戰:世界史上被遺忘的一章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如何激發中國人對國際事務產生興趣,並引起國人對自身與世界進行重新反思的呢?本書旨在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戰對中 國而言如何成為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時刻,如何成為一個影響中國人世 界觀的轉捩點並影響到它以後的道路。雖然第一次世界大戰本質上是一 場發生在歐洲的戰爭,但是它出乎意料的改變了中國的命運。

或許有人要問,既然第一次世界大戰對中國如此重要,那麼歷史研 究者為何迄今尚未意識到這一點,為何對中國與第一次世界大戰關係的學術研究長期以來一直尚付闕如呢? 無論哪種語言文字的著作,都沒有 從中國尋求新的國家認同和參與國際事務的角度來考察中國的參戰問題,這是為什麼?歷史學者普遍冷落中國與第一次世界大戰關係的的問題是顯而易見的,但學術界有關一戰的研究卻是汗牛充棟,並且公認一戰是世界史上重大事件之一。

許多年來,第一次世界大戰一直都在吸引著眾多學者的關注。看起來,歷史學者已經挖空心思從每一個角度對第一次世界大戰進行研究,已往的研究著作既有高屋建瓴的論述,也有微觀層面的個案考察。其中,在廣義的議題上,我們可以輕易地發現為數不少的優秀著作,比如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對美國社會影響的研究,以及有關一戰期間歐洲的跨代問題研究。如同亨利·梅(Henry May)所言,第一次世界大戰象徵著美國“天真無知時代的終結”,近來還有學者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也意味著西班牙歷史上“一個時代的結束”。學術界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興趣依然方興未艾。

雖然有關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研究成果豐富多彩,但令人吃驚的是, 中國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問題幾乎無人涉獵或很少受到學者的關注。比 如著名軍事歷史學家約翰·基根(John Keegan)在他的《第一次世界 大戰新論》( The First World War)中就完全忽略了中國在第一次世界 大戰中所扮演的角色。 再如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悲愴》( The Pity of War)也沒有提及中國,即使論述中國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歷史背景其實會有助於弗氏著作的說服力。難怪柯偉林(William C.Kirby)指出:“人們可以閱覽到有關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大量歷史書籍,而不知道中國曾經參戰的歷史事實。”

我們有理由質疑為什麼會出現如此巨大的鴻溝。為什麼至今還找不到足以與羅伯特·沃爾(Robert Wohl)的開創性著作《1914年的一代》( Generation of 1914)相媲美的有關中國民眾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反應 的研究?像大衛·甘迺迪(David Kennedy)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美國社會》解析一戰對美國社會影響的精闢論述一樣系統性分析一戰對中 國社會的影響的研究何時才能問世?類似弗雷德里克·迪金遜(Frederick Dickinson)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日本的研究如今何在?

目前,這一領域的研究尚留許多重要問題沒有解決。這一時期果真 像外界一般認為那樣,只是一個政治混亂的軍閥時期,中國在外交上的被動使她被其他大國欺負?第一次世界大戰對中國的影響是什麼?中國對第一次世界大戰有沒有貢獻?中國人參與國際事務的興趣有多大程度是被一戰引發的?最後,參戰經歷是怎樣塑造了中國的國家認同,並促進中國的國際化? 所有這些問題還需要通過對中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過程予以仔細地探討。

固然,早期的中華民國國力虛弱而且內政混亂,中國在國際體系裡 一直被邊緣化,而且國內政治結構不穩定。但上述事實並不能佐證老生 常談的觀點,認為中國無能力進行有效的外交,缺乏意願改變其地位。這種假設忽略了一個事實,即當強國普遍依靠非外交的方式時,弱國會 特別注重外交,因為這也許是促進或保護其國家利益的唯一手段。有時輝煌的外交成就恰恰是因為國力的軟弱而非國家的強大。在拿破崙失敗後,塔列朗(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時代的法國就是一個傑出的事例。得力於塔列朗出色的外交談判使這個戰敗未久的法國不僅確保了領土的完整,更得以躋身世界強國行列。

另一傳統觀點還認為,中國與這場實際上是歐戰的戰爭事實上沒有 什麼關係,這種說法也不恰當。中國作為一個半殖民地國家,並被德國 和英國等歐洲諸國分割成許多利益範圍,無論如何註定是要被拖入戰爭的。因此,中國主動參戰是更為有利。中國趁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機拋棄了傳統的孤立主義外交政策,並幾次主動要求參戰。雖然中國一直到1917年8月才成功參戰,但是中國借機主動參與國際事務是中國自19世紀末以來開始對本國國際地位重新思考的具體體現和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也許在政治上沒有多大作為,但是所取得的外交成就則是卓爾不凡的。最近,柯偉林對此有公允的論述,他說:“以中國當時極弱的國力來說,民國時期的中國外交成就是非同凡響的。”柯偉林認為,“清朝雖然覆滅,但帝國依然存在。更準確地說,清帝國成了中國民族國家(the Chinese national state)的基礎。這也許 是中華民國外交最了不起的功績”。人們可以認為,是早期的中華民國 為這個整體的外交功績奠定了基礎。在民國初年,民國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旨在捍衛中國國家主權的重大外交舉措,這是值得稱道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全人類重要的轉折階段,但是,如果我們無法理解中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所進行的新國際主義外交,我們恐怕難以完全領會柯偉林的觀點。

儘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華民族在大部分時間裡是在忍受政 治混亂、經濟蕭條和社會苦難,但這同時也是一個充滿激動、希望、期待、樂觀和許多新夢想的時期。這一時期好比中國史上的戰國時期以及狄更斯的名著《雙城記》裡的革命年代。各種思想觀念、政治理論和國家認同的方略相互激蕩,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的意識形態、社會、文化和知識方面的創新,並催生出強大的變革力量。各種新觀念、歷史學說甚至是對一戰事態發展的反應也大量湧現,並充斥於全國的新式印刷媒體中。各種新的政治觀念的出現〔民族主義替代儒家思想;民族國家替代文化主義(culturalism)〕,留學生的回國,新資產階級的活躍(而非傳統士紳和官僚),公共領域和現代印刷媒體的出現,尤其是變化中的國 際體系本身,這一切都推動了中國的復興。在中國近代史上,過去從未發生過輿論及社會和思想資源的動員在塑造中國的政治、文化和社會發展方向諸方面發揮如此重大的作用,同時又激起國人尋求國家身份認同的重大興趣。中國人過去從未對國際事務顯示出如此濃厚的興趣,也未曾實行過旨在振興國家及為加入國際社會的新式外交。遺憾的是,這種充滿蓬勃生機的活力及激情在傳統的中國與一戰關係的研究中蕩然無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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