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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艾略特傳:不完美的一生
 叢書名稱: 林德爾•戈登文集
 作  者: (英)林德爾•戈登
 出版單位: 上海文藝
 出版日期: 2019.01
 進貨日期: 2019/4/3
 ISBN: 9787532168941
 開  本: 32 開    
 定  價: 638
 售  價: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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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二十世紀至偉大的詩人的一生。你可以完全沒有讀過艾略特的詩,不影響你讀這本書。它可以讓你充分領略這位20世紀最偉大的詩人為何偉大。但這遠遠不夠重要,不構成值得你花時間看這本書的理由。它可以讓你知道人可以有的靈魂的深度,一個現代人可以離不朽多近,一個現代人可以對靈魂探索得多深。


內容簡介:

T.S.艾略特,194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一個比起成為詩人更想成為聖徒的人;卻因為無法成聖,而成了偉大的詩人。
他擁有雙面的人生:公眾面前,他是眾人追捧的焦點;私下裡,他是諱莫如深的隱士,他的離群索居在鬧市與盛譽中愈加難以捉摸。如果不是因為他是詩人,有探究並定義這種生活的需求,我們將永遠無法瞭解他的生活。
本書考察了這位二十世紀*偉大的詩人的一生,那游走於他身上的聖徒與罪人之間的深壑。林德爾·戈登將艾略特的生平與作品互參,以理解這位精神的求索者所經受的試煉:他的缺陷與懷疑能讓一切過著不完美人生的我們找到共鳴。


作者簡介:

林德爾·戈登Lyndall Gordon
1941年生於南非開普敦,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文學博士,以羅德學者身份前往牛津大學,現為牛津大學聖希爾達學院資深研究員。
許小凡,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講師,英國諾丁漢大學英語文學博士。


圖書目錄:

第一章  少年楷模 3
第二章  新英格蘭學生 25
第三章  哲學之外 55
第四章  試煉 99
第五章  可怕!可怕啊! 151
第六章  皈依 195
第七章  貝雅特麗齊出場 235
第八章  罪的奧秘 287
第九章  復仇女神上場 317
第十章  完美人生 343
第十一章 靜默的聖女 399
第十二章 盛名與友誼 445
第十三章 先知的使命 483
第十四章 愛:陌生的名字 509
附錄一  艾略特關於神秘主義的閱讀(1908─1914) 553
附錄二   《荒原》斷章日期的確定 557
附錄三 關於《荒原》(1922)與《尤利西斯》(1922)的劄記 563
附錄四 《蓓爾嘉德》速寫詩與《大教堂謀殺案》(1934─1935) 567
附錄五   《家庭團聚》成稿始末 571
致謝 575
傳記參考文獻來源 581
索引 605


章節試讀:

第一章 少年楷模
[1]1888年9月26日,湯瑪斯·斯特恩斯·艾略特出生在密蘇裡的聖路易斯,父母分別是聖路易斯的商人和新英格蘭的中學教師。三十八年後,他在英格蘭一個小村子裡受洗,加入英國國教教會。但面對著一顆與外在幾無相關、常年隱於語言建構的錶殼下的動盪心靈,這些事實對我們瞭解他似乎毫無幫助。在為艾略特畫的肖像裡,溫德姆·路易斯將他的臉畫得像張面具,唯有這樣,才可能在這張不苟言笑的面容上突顯那微闔、內省的雙眼,在深色西裝滯重的線條下勾勒出他肩部骨肉的輪廓。而據維吉尼亞·伍爾夫描述,在艾略特蒼白凝重、斧鑿刀刻般的臉上,一雙淡褐色眼睛活潑得出奇。
仰慕他的人津津樂道於這面具人格,詆毀他的卻要揭開面具,只為搜尋底下的缺陷:他們都沒有看到的是,對於這個慣走極端的人,德行與過錯幾乎不分彼此。這個忠於“我們心中的自我”的青年在1925年還默默無聞時就下定了不為自己立傳的決心。他懇求身邊親密的人保持緘默,也將許多信件封存至下個世紀。但與此同時,他也構想著自己的傳記,在接連的詩作裡濃墨重彩地刻畫一個將自己的人生看作靈魂求索的形象,全然不顧與宗教格格不入的時代基調,不顧來自女人、朋友與其他職業令他分心的召喚。他曾提到一個努力向自我解釋“一系列事件在信仰裡最終達成”的人,在一封1930年的信中[2]也寫到自己長久以來的一個願望,即嘗試探索靈魂自傳(spiritual autobiography)這一在二十世紀已經失傳的文體。
艾略特希望成為“通過強烈的個人經驗傳達普遍真理的那一類詩人”。在一定程度上,他的作品的確保留了個人經歷的“一切特殊性”,儘管要從作品回顧他的生活就只能借由想像的再創造,或《荒原》手稿中棄用的殘篇,或最具自白性的劇作《家庭團聚》的十個創作階段。這個過程的主要困難,在於洞察詩人生活與作品間的聯繫,以使他主要作品的偉大之處得到彰顯,因為這些作品同時也是詩人生活裡最重要的現實。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在腦海裡描繪出一個對不朽充滿渴望的人,並重構他藉以通向不朽的謀略。在這非凡的謀略裡,獻身出於自願,疑慮常獲指引,專注又矢志不移;那一以貫之的純粹軌跡於是浮現於我們面前——在這純粹背後,則是幾段因此而破碎的人生。
艾略特在世時,人們將他看作二十世紀的道德良心,但隨著二十世紀逐漸淡出視野,問題也接踵而至:他詩裡震顫靈魂的偉力是否還能讓我們對他的為人保持寬容——比起和善的面具給人的印象,他有出人意表的古怪與偏執,在謎一般功成名就的生涯裡又顯得益發不可捉摸。艾略特去世近五十年後,他的全部文稿終於得以解禁出版,其中包括大量的通信。書信讓我們看見他走向皈依的心境,征服文壇的手腕,婚姻困局的全景,偶爾發作的偏執與時而自筆端流瀉的狎褻詩。皈依國教兩個月後,艾略特在與出版商傑佛瑞·費伯的調侃中稱讚斯威夫特式的狎褻詩體現了對惡的警惕。以此觀之,“波洛王”詩——這與極少光顧他的完美恰好對立的“仇恨”或“生活之怖”——是否也應納入艾略特所稱的“範式” ?在艾略特這裡,我們必得沿著艱難的道路,穿過遍佈“過失”的密林。[3]會不會恰是因為他承認自身的失敗,承認他無法企及畢生渴慕的完美生活,才讓那些巨作顯得益發偉大?
艾略特的筆記與其他手稿詩(在他去世三十年後出版)表明,早在1910和1911年的學生時代,艾略特就開始以神聖的追求度量自己的人生了,他的轉折並非發生在接受洗禮的1927年,而在他初次對聖徒的內心驅使、苦難與成就發生興趣的1914年。艾略特在後期似乎離群索居,退守至禱告與修會的規律生活,但早年的手稿卻披露了他少年時代對擁有聖徒的崇高使命的夢想:他渴望依憑自己的靈視(vision),而這靈視中的幻景已遠遠超出現世文明想像力的邊界。
居於這隱秘生活核心的是對神跡(sign)的追尋。皈依七年後,我們在英格蘭的一處花園裡與他相遇,在這裡,學生艾略特在1910年6月間漫步波士頓街頭遭遇的神跡重又復蘇。這一神跡穿透嘈雜的市聲,穿透感官知覺,帶著對永恆“真實”(reality)的直覺穿透時間本身。艾米莉·狄金森稱之為:

那將不朽充盈的
巨大實體
由永恆向幾個寵兒
暗暗啟示

艾略特沒有為之冠名,不願使其落入不足以傳達唯一的道(Word)的言筌(words)。 但他無疑瞭解那無法命名的有多麼重要:他簡單地說除此之外,再沒什麼值得人們為之而活——“除此以外,別無所有”。這樣的堅信也讓他認為日常生活不過是無謂的消耗。在《荒原》裡,荒原之荒是一個地方,一座充滿絕望的居民的城市。在後來的《四個四重奏》裡,荒原之荒則變成了時間,神跡顯靈的時刻之間“虛度的、悲苦的時間”。
不管荒原之荒是地方還是時間,它都表明人類無力理解神跡。這自然又讓[4]艾略特對人類卑下的處境厭惡不已。此後他經歷了一場不幸的婚姻,又作為一個初來乍到的外鄉人在他眼裡骯髒敗壞、靈魂空洞的倫敦艱難謀生,這些都讓艾略特更加確信人的可悲可憐。他筆下的倫敦像《序曲》中的波士頓一樣汙糟不堪,但這與其說是寫實,不如說客觀對應著他靈視中那個私密幻景的崩塌。如果的確如此,那麼艾略特人盡皆知的噁心就並非尋常的精英主義,而是更為奇特的靈魂的噁心。
艾略特在他的詩裡最為坦誠:這份坦誠總受到著名的去個人化理論(impersonality)的掩護,雖然他承認這理論也有點言過其實。我們對艾略特的生涯越瞭解,以下這一點就越明白無誤:變幻的面孔、嘈雜的聲音——艾略特詩歌裡這些“去個人化”外殼之下隱藏的,往往是對他個人經歷的如實重構。艾略特曾寫道,存在一類“作者的人格,或在更深意義上作者的生活向人物內部的滲透”。本書將對艾略特的詩歌與生活叩其兩端,以追溯其詩歌中的自白性。它可以被稱作一本傳記,但卻是艾略特意義上的傳記。每當艾略特書寫他人的生活,他總是較少關注外在的歷史與境遇,而更關注那些他稱為“不經意的”瞬間。“一?那果決獻身的勇氣”,他在《荒原》中寫道,“我們就憑這一點,只憑這一點而存在。”這本書的確描述了詩人生活的外部事實,但這些事實僅用以支撐那些塑造他作品的內在經驗,後者對他來說才是決定性的。只有精簡關於生平的瑣碎細節,才可能勾勒出艾略特事業軌跡的延續性,將詩歌與生活看作一個整體圖景中互為補充的部分:這個整體圖景,就是詩人對救贖九死不悔的追求。貫穿他一生與創作生涯的,是艾略特對靈魂傳記崇高情節的不懈踐行。那是在《出埃及記》中就奠定了的情節:逃離文明,在荒地上經受漫長的苦難,隨後進入應許之地。用繁冗的細節遮蔽這主要的故事情節無疑是南轅北轍,這也是為何對艾略特來說,一份巨細無遺的傳記並不適用於理解他的人生。
葉芝曾說,一個詩人“從來不是那個坐下來吃早飯的、零散事件的集合體;詩人在思想裡重生,[5]是有目的的,整全的”。至於這一以貫之的思想如何產生,何時產生,很難有確切答案,但就艾略特而言,來源之一顯然是在美國度過的少年時代裡身邊的人物。那個艾略特詩中揮之不去的幽靈般的楷模可以追溯到被愛默生稱為“西部聖徒”的艾略特祖父,追溯到他母親崇拜的那些身兼真理與美德的人物,以及麻省的安角上飽經滄桑的漁夫——這一切都塑造了艾略特的想像。晚年的艾略特漸漸看到自己詩中超越英國性的美國特徵:“無論是出處,還是情感的泉源,我的詩都來自美國。”

艾略特提到過自己成長過程中曾把世界分為“艾略特家的人,艾略特家以外的人,和外國人”,艾略特一族中最偉大的則是他的祖父,威廉·格林利夫·艾略特神父(1811—1887):“一個人所能實現的最大成就便是光耀門楣,當然要是祖父已經是個‘偉人’,要達到這個目標也就不可能了”。這位孫輩從未“挨打”,實際上,作為七個兒女中的小兒子,他反倒受了些“溺愛”,只是他從來感受不到自己的分量。
艾略特的父母在他出生時都是四十五歲,在他眼中像“先祖”一樣遙不可及,他親近自己唯一的兄長、長他九歲的小亨利·韋爾·艾略特,以及長他十一歲的姐姐瑪麗安。他們的父親亨利·韋爾·艾略特風度高雅,喜愛藝術與音樂,嗅覺敏銳。他就餐前有先聞味道的習慣,也能嗅出五個女兒裡誰拿了別人的手帕。他靠批發食品雜貨起家,後來在生產醋酸的生意裡破了產。儘管最終靠制磚東山再起,但他始終活在父親威廉·格林利夫·艾略特的陰影下:他的父親擁有過人的經濟頭腦,人們常說若非他受到感召領受神職,那麼密西西比河西岸的一切都將歸他所有。亨利的自傳並不以想像見長;其中呈現的是個埋頭苦幹的人,頗為自己的勤奮與孝道而自豪。他刻意為之的時候也有活潑的一面,比如在孩子的煮雞蛋上畫鬼臉。他[6]誇艾略特是個謙遜溫柔的孩子,但從不誇他有前途,因為他成績平平(大多得C),看不出有什麼潛在的天分;這讓艾略特“氣餒”極了。
母親對他的關心或許要多得多。她對他平等相待,他則對母親報以熱愛。後來,悲慘的婚姻把他和母親隔絕開來,艾略特在陰沉的英格蘭捱過戰爭年月,回憶裡卻是聖路易斯家中天花板上跳動的壁爐的火光,他躺在床上,母親挨著他,給他講《小裁縫》的故事。現有資料裡,艾略特最熱烈的情感表達來自一本《聯邦群像》的扉頁,他將這本書“連同無窮的愛”送給他的母親。他情操高尚、居易行簡的母親夏洛特·尚普·斯特恩斯教育子女日善其身,“充分發揮自身每一樣能力,遏制每一點惡的苗頭”。
艾略特最初十六年生活的城市在世紀之交以商業欺詐、排汙不力與硫化煙霧聞名。但他仍表示“我很高興自己出生在聖路易斯”。後來每當他回憶起聖路易斯,首先想到的都並非它的污點,而是撇開這些不快的童年回憶:密西西比河浩浩湯湯、沃蕩動搖的節律(“河在我們之中……”),新年裡鳴響的汽船,1892、1897、1903年氾濫的河面上“滿載死去的黑人、奶牛和雞籠的貨船”,和六歲的他討論上帝存在、帶著他去洛卡斯特街與傑弗遜大道路口一座本地天主教堂的愛爾蘭乳母安妮·鄧恩。“我喜歡極了”,艾略特回憶說,“燈光、彩色塑像、紙花、人煙,還有能踏在上面蕩來蕩去的包廂小門。”在七歲的艾略特與面帶笑靨的乳母的一張合照上,他頭上一頂神氣的貝雷帽,臉上掛著淘氣的神情,安妮抿著嘴,一手搭在自己的髖部。多年之後,艾略特在一首小詩裡寫過一個專擅耍把戲惹惱乳母的頑童金·張·比爾斯(Jim Jum Bears)——“可有哪位乳母被耍得四腳朝天?”這首詩[7]回憶了童年艾略特和安妮毫無戒心的親密:他曾說自己對她“十分依戀”。
安妮帶他去洛克伍德夫人私校——那時這類學校還被稱為“婦師學校”(dame school)。1898年,十歲的艾略特轉學至祖父創辦的史密斯學堂,轉學那天,母親為他穿了一身水手裝,結果惹來男孩子們的嗤笑。還有另一樁在他描述裡“難堪透了”的羞辱:“一次聚會上,我坐在兩個小女孩中間,覺得熱極了。一個小女孩越過我……向另一個俯過身去,向她大聲耳語:‘看他的耳朵!’於是有天晚上我在睡前用繩子把兩隻耳朵系起來,但母親過來把繩子摘了下來,告訴我耳朵會自己向腦後長,讓我不要擔心。”他躲著其他孩子的聚會:“我在街上不停打轉,一直轉到回家的點鐘。”
艾略特一家住在洛卡斯特街。這是聖路易斯人不大喜歡的一片區域,離栗樹街與市場街上的酒館和妓院都不遠,而那時鋼琴家們正在舞臺的後間裡將“破衣爛衫的散拍子”連綴成躍動的旋律。聖路易斯在世紀之交成了世界的拉格泰姆(Ragtime)之都,1903年斯科特·喬普林在這裡上演了拉格泰姆歌劇。1904年,一位名叫杜平的歌舞團經理人為當年的聖路易斯世界博覽會舉辦了拉格泰姆全國大賽。拉格泰姆是最早風靡20世紀的流行樂,也有美國學者稱《荒原》(1922)當中的即興片段也是一類拉格泰姆散拍,在一段即興創作裡連綴了音律與人聲的碎片。無需置疑的是,鮑勃·科爾與詹森兄弟1902年創作的散拍樂《竹下》之後將進入艾略特在爵士時代創作的戲劇《鬥士斯威尼》(1926)。
艾略特一家的朋友大多西遷到較為安靜的郊區,他又沒有年齡相仿的兄姊,因此艾略特的童年少有玩伴,大多時間都用來閱讀。他最喜愛的一位作家是愛倫·坡。十歲之後的兩年他必須每週兩次看牙醫:他在候診室發現了愛倫·坡的作品集,於是設法讀完了整本書。1899年1月28日到2月19日之間,他把十四期名叫《壁爐邊》的號稱“虛構故事、花邊新聞、戲劇、笑話——大千世界應有盡有”的雜誌帶出了診室。同樣也是十歲上,[8]在一家人共度暑假的麻省的安角上,艾略特認得出大約七十種不同的鳥類。艾略特患有先天雙疝,為防止疝氣發作,母親禁止他從事足球和一切激烈的體育活動。“船長”給艾略特上航海課時,夏洛特常在一邊陪同,身邊還有一個給她搭把手的成年女兒,以防艾略特太疲倦或身上太濕、太熱。艾略特則總是好脾氣地接受母親的控制。他的母親擁有一類強烈的道德熱情與雄辯的天賦。她像那些傑出的十九世紀女性那樣擁有智性的熱忱,也恰如《米德爾馬契》中的桃樂西亞·布魯克那樣,雖因性別與境遇無緣高等教育,卻是個天生的學者。她渴望成為一名詩人,而在最小的兒子展露詩才後,她希望兒子的詩情或能彌補她自身的失落。在寄給尚在哈佛的艾略特的信裡,她這樣寫道:

我希望文學創作能給你帶來我曾奮力爭取卻從未獲得的賞識。我嚮往大學課程,但不得不未滿十九歲就開始教書。我中學畢業時成績優異,現在已經發舊泛黃的畢業介紹信上稱“這個女學生是個天賦異稟的學者”。但我學過的三角學和天文學在教起小孩子後就毫無用武之地了。我成了個徹頭徹尾的失敗者。

夏洛特1862年從麻省的弗雷明翰州立師範學校畢業,自此輾轉于各地教席——從賓夕法尼亞到密爾沃基,再到俄亥俄州的安提阿學院,繼而回到弗雷明翰。正是在後來又回到聖路易斯師範學校教書期間,她遇到了在密西西比河上運輸物資的英俊職員亨利·韋爾·艾略特,並在1868年嫁給了他。自此,她將精力傾注於不斷擴大的家庭與地方改革,尤其致力於為青少年設立單獨的拘留場所。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間,丈夫破產,她在附近的女校瑪麗學院教書,獨自養活全家一年之久。除了梳妝櫃上的針墊之外,[9]她房間的陳設全無傳統女性的痕跡。朝陽的窗邊放著一把舒適的扶手椅,雖然這椅子把抽屜櫃給擋住了。床對面是張搭著絲絨的壁爐台,上面擺放一幅聖母子像。牆上掛著一幅刻著狄奧多西和聖安布羅斯的版畫,畫裡的神聖權力正對世俗權力宣告勝利。
艾略特在皈依之際曾告訴母親:“我堅信我們之間瞭解與相像的程度之深,或許連我們自己都沒有察覺。我也堅信我們(在來生)一定還會相見。每當我做出什麼為人稱道的事……我都會覺得那是你與我共同的成就。”除夏洛特之外,斯特恩斯一族沒有出過其他作家,但赤誠的道德感卻一脈相承。矗立在麻省斯普林菲爾德的“清教徒”雕像 表現的就是一位斯特恩斯家族的先人:他左手懷抱一本厚重的聖經,右手執握朝聖之杖闊步前進。夏洛特矜持寡言的叔父牧師奧利弗·斯特恩斯在哈佛神學院的講壇上曾突然口若懸河、語驚四座。無論什麼他覺得是真的,是對的,那麼“天塌下來”他都要去說、去做。
將夏洛特的詩句與艾略特同讀頗具啟發性。她書寫“預言家的靈視”與“先知警訓的?喊”,也敘述上帝選民的人生轉折:《無名的聖徒》中的使徒,以及聖巴拿巴和聖狄奧多西。她的主人公效仿著愛默生和強尼這類十九世紀新英格蘭人:他們是“沉迷於真理之中”、“醉心上帝”的個人主義者;她的薩沃納羅拉、布魯諾和聖方濟各都忠於他們私密的靈視。她筆下那些自無底的深淵走出、手握崇高真理的思想者,與艾略特1911年到1912年間失眠詩裡的主人翁如出一轍。
夏洛特的力量是佈道者的力量。[10]她詩歌的力量來自高昂的激辯與扣人心弦的描寫。她的聽眾是那些“天賦異稟”、超類拔群的人,她所傳達的訊息則是懷抱信念渡過信仰的絕境:

你們絕望
不信救贖的,且看那光,
昏黯一時,卻終要閃亮……
(《得救!》)

她有說教的天賦,但缺乏偉大詩人的創造力和鮮活的想像。她的兒子運用了同樣的傳統意象——那充盈她母親詩中的極樂之光,欲念之火與滌罪之火,穿過“荒漠”的朝聖,與以季節作喻的心靈的乾旱——卻能避免失於流俗。在“瀕死的一年”的絕境裡,她的園中枝條僵枯,沒有花朵,但一類新的力量正蓄勢待發。“四月最殘忍”,她的兒子將這樣寫道,“從死了的土地滋生丁香”。母子二人用同樣的傳統意象象徵神恩。在《主之招迎》裡她聽見孩子的聲音。鐘聲象徵疑慮後重生的信念。而水——“天國的泉湧”和“醫病的洪水”——則允諾著漫長苦難後的解脫。
夏洛特·艾略特描摹了人在失去與重獲神恩之間的存在狀態,她的兒子又用二十世紀的詩歌語言重繪了這心靈的地圖。艾略特的作品裡沒有母親的樂觀與對神恩的確信,這也是艾略特與母親的主要區別。他筆下懦弱的主人公J·阿爾弗雷德·普魯弗洛克感到應當提出一個“重大”的問題,但又回避了這個問題。雖然普魯弗洛克缺乏勇氣,但奇怪的是他又面對著許多夏洛特·艾略特詩中的問題:人如何直面“茫茫的空虛”?既然知道我們必死,那麼人生是否值得過活?“就這樣了嗎[,]這個殘缺不全的人生?”“我如何得救?”早在離開母親之前,艾略特的心中就已擁有了完美生活的樣本;更長遠的問題,則是能否讓這個範本成為自己的人生。
此後他將擁有的是雙面的人生:公眾面前,他是眾人追捧[11]的焦點;私下裡,他卻是諱莫如深的隱士,他的離群索居在鬧市與盛譽之中又顯得益發難以捉摸。一邊是內心的岑寂,一邊是足跡遍佈歐美的演講家。因長期慣於掃視台下成排的聽眾,他漸漸生出了一類眾人矚目之下內斂的神情。他的皮膚看起來緊繃在臉上,五官的輪廓銳利分明,又清秀纖弱——特別是稍稍內陷的嘴部線條。他生性慣于以重重的道德律令要求自己,以被世人遺忘的原則自律,就像所多瑪的羅得與巴比倫的但以理——那些在他看來因無法行善而保持緘默的人。
他總是言說那些“不被言說的”,在公眾面具保衛之下的孤獨裡過著隱秘的生活。如果不是因為他是詩人,有探究並定義這種生活的需求,那麼我們將永遠無法瞭解他的生活。他的詩從生活的酒滓裡濾出一出結局早已註定的大戲,呈現出的便是一部連貫的靈魂自傳,誠懇,直接,比任何旁觀者的考語都來得更洞明,更直指人心——他的生活與作品就這樣緊密相聯,彼此創造。這部傳記就基於這些由詩人親自作出的表述,並與他實在的生活相印證。

在一篇題為《風景對詩人的影響》的演講中,艾略特基於童年時東遊新英格蘭地區的深刻印象,稱自己為一名新英格蘭詩人。海邊的他總是那麼快活。每當回憶起童年在安角的格洛斯特度過的許多夏天,他也總是十分愉快。
艾略特八歲之前,一家人每到安角都住在霍桑客棧;1896年,他的父親在格洛斯特城外的東角建了一座結實的大房子。他在1890年買下的這塊地位於一片粗礪的野灘,四周環抱著叢生的野灌木,石板路直延伸到海邊。房子頂層的窗戶對著花崗岩海岸和海面上的白帆,從另一邊向外看去就是海灣。在艾略特的回憶裡,格洛斯特的海灣是新英格蘭沿岸最美的幾處之一。一張他哥哥亨利拍下的照片展現了世紀之交的一幅景象:[12]張起風帆的捕魚船隊上桅杆高聳,俯瞰背後村莊裡楔形牆板的房屋和斜屋頂。漁業從最初起就是格洛斯特人的主要生計。十七世紀,一位牧師與最初的殖民開拓者一起到來,對他們說:“我的弟兄,要記得你們行路到此是為了心靈得救。”而他的一位弟兄接著說:“也為了打漁。”在艾略特那時,在美因街與鄧肯街的拐角上打發時間的漁民們常說起安角近海暗礁上的風暴與海難。冬季仍要工作的深海漁民冒著凜冽的寒風,從大帆船起航駕小漁船出海。這些小漁船常被掀翻,或在雪霧裡迷失方向。傳入少年艾略特耳鼓的,就是生還者口中那些驚人的險境和漁民的頑強與堅忍。
艾略特早在中學時代的作品中就讚美漁民習焉不察的自立與壯舉,這些內容也貫穿他整個寫作生涯。1905年4月和翌年6月,艾略特在《史密斯學校紀事》發表了《鯨的故事》與《他曾為王》,並在故事裡得意地使用了航海的行話。後來的《瑪麗娜》中,海風卷走了文明的渣滓,而救贖的愛——連同它的奧秘與希望——的蘇醒則意味著冒險橫渡大西洋,緩慢迫近新大陸,迫近微茫的新英格蘭海岸、叢林與灰色的岩石。艾略特對先祖的想像就基於這些他崇敬的安角上的船長。在題為《紳士與海員》(1909)的一篇文章中,他讚頌艾略特先祖一類的“平民貴族”——發跡於新英格蘭沿岸村莊中的小鎮長老、海員、小印刷商、零售商。他的曾祖父,老威廉·格林利夫·艾略特曾是新貝德福德的一位船東,得到過一整套後來家傳的中國“柳紋”瓷器餐具。艾略特腦海中時常閃現那些古老的肅穆面孔,古老的緊抿的雙唇,來自宗教守則和在與貧瘠的新英格蘭長期相搏裡代際相傳的古老秉性:牙關緊咬,不屈不撓。
[13]孩童時期的艾略特在安角的海灘上尋覓著大海拋向岸灘的物什:星魚,鯨魚的脊骨,折斷的船槳,鱟。 這些水塘給他的好奇心留下了”更纖巧的海藻和海葵”。他曾經收集海葵,晾乾它們,並給它們分類。十歲的時候,在一塊多岩區域漲潮形成的水潭裡,艾略特第一次透過水面看到了海葵。在他的回憶裡,那次經歷“對一個不尋常的孩子來說並不像看起來一樣尋常。”
在此後的詩歌中,艾略特將隨著對危機與啟示的再現不斷重返安角的潮水與海灘。在死生一線處“揚帆前行”的海員形象就以那些格洛斯特的漁民為原型,來自少年艾略特在安角度過的夏天。他的想像同樣系於寂靜的水池與盛滿光芒的水:它們象徵著回憶裡無以言傳的喜悅,這回憶永恆喚起著詩人,在他的詩句中不斷重現。

艾略特十六歲時,母親出版了他祖父威廉·格林利夫·艾略特的傳記,並將這本書題獻給自己的孩子“以免他們忘記”。“他在我的成長中無處不在,”艾略特說,“我們的行為標準是祖父定下的:他為我們立下道德準繩,在責任和自我放縱之間早為我們做好抉擇,祖父就好像把刻在石板上的律法傳承下來的摩西,任何對他的違背都是犯罪。”
祖父威廉身材瘦削,有一雙鎮定而善良的大眼睛。他的兒子亨利在自傳裡回憶起父親令人難忘的眼睛,稱它們似乎能看穿人最隱秘的想法。威廉的表情敏銳而安詳,這張臉屬於一個自胸中的道德丘壑穩穩凝視苦難的人。他並不嚴厲,但據他的兒子回憶說,與他爭辯或過分親昵是不可能的。“一個人怎麼能和末日審判親近起來呢?”威廉在神學院的同班同學詹姆斯·弗裡曼·克拉克如是說。[14]“他在場的時候會讓你感覺受到了責備……但他也很風趣,喜歡說笑,他的嘴角總掛著一絲親切的微笑。但在他面前放縱是絕不可能的。”
夏洛特敬重威廉,並且教導孩子遵守威廉的規矩,尤其是克己奉公兩條。艾略特曾經坦承,早年的克己教育讓他後來連一些無害的享樂都無法消受。他在兒時得知買糖果是縱容自己,因此直到六十多歲被迫戒煙後才允許自己吃糖作為補償。當然,艾略特家族在這一點上的教育絕非特例。同樣受束于新英格蘭祖先德行的亨利·亞當斯就回憶說,他曾經只吃祖父園子裡那些長得不太好的桃子。
艾略特的祖父在1887年,即艾略特出生的前一年去世,但在他整個少年時代,祖母阿比蓋爾·亞當斯·艾略特(1817—1908)就住在他們隔壁。擔任副校長的祖母在華盛頓度過整個童年,因而能回憶起第二位美國總統——她的大伯父。她的名字也來自大伯母。她也認識他的兒子約翰·昆西·亞當斯,美國的第六位總統,同時也是被艾略特引為同類的作家亨利·亞當斯(1838—1918)的祖父。
在艾略特的成長過程裡,有一條祖父的規矩至關重要:一己的私利必須服從社群與教會的利益。威廉·格林利夫·艾略特將宗教信仰與公共事業相結合,在家中樹立了男性氣概的典範。1834年,威廉從哈佛神學院畢業,在當時還是美國邊境的地方建立了一位論派教會(Unitarian Church)。他憑出色的募資能力協助成立了聖路易斯科學學院和華盛頓大學,並在那裡無償教授形而上學。他是女性投票權和禁酒令的早期擁護者。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可怕的傷寒疫情期間,他不辭勞苦地探訪病人,內戰期間又在密蘇裡組織了西部衛生委員會,負責北方軍及其密西西比船隊上的醫療服務。[15]他反對鄰州的奴隸制長達三十年,痛恨對奴隸的鞭打、群體暴動和“罪惡航線”(vile traffic,一群奴隸被鐵鍊捆著穿過街市,押到汽船上被運往南方),並以聖路易斯“唯一公開的廢奴主義者”聞名。艾略特幼年時,家中前廳的牆上掛著林肯像——他的祖父曾經與林肯略有往來。1852年愛默生來到聖路易斯時,也曾提到這位“在精美的教堂裡用精彩的佈道吸引大批信眾”的一位論派神父。
愛默生曾嚮往那種能重塑自己身邊世界的人,而威廉·格林利夫·艾略特則是這一理想的化身。“一切歷史都能輕易變成少數勇毅的人的傳記,”愛默生說,“人須要頂天立地,讓周圍的一切環境都無足輕重。一個真正的人就是一個緣起、一個國家、一個時代。”艾略特曾提到,他祖父有力的佈道正是嗜酒好賭的法國天主教徒和從肯塔基州和維吉尼亞州遠道而來建立聖路易斯的美國拓荒者所需要的。艾略特自小就生活在對祖父改革熱情的讚美與嘉賞裡,這也就解釋了為何一個世紀之後,這位孫輩將在戰後倫敦的道德荒原面前振袖而起。他的一位表親就曾說過:“湯姆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就充滿了使命感。”
在他之前,艾略特家族的數代人都響應了家庭與社會責任的召喚。這些在早期都鐸時代生活在薩默塞特郡、威爾特郡和格洛斯特郡的先祖們立遺囑時並不忘記貧苦人。他們將兒子們送到高等教育學府中學習,並且多數娶了有地貴族富有的孀婦。
對從英國薩默塞特移居美國麻省的賽勒姆的安德魯·艾略特(1627—1703),我們知之甚少,除了知道他擁有家產,受過教育,移民時帶著妻子瑪麗·維維翁和四個孩子,1670年加入貝芙麗第一教會,1690年成為貝芙麗的第一任市書記。他被捲入了審判薩勒姆女巫的風潮,與後來聲名狼藉的“絞刑架”布拉德法官一起處死了一批無辜的人。這位布拉德法官是斯特恩斯家族的一位先祖(艾略特的外婆[16]夏洛特·布拉德就是他的後代)。1692年,安德魯·艾略特承認自己濫殺無辜、缺乏足夠的證據。他與另外十一人共同簽署了一份聲明,宣稱他們之前“不幸受騙,犯了錯誤”,沒能“抵擋黑暗力量的神秘圈套”,這令他們“心中充滿不安與痛苦”。安德魯·艾略特向上帝和蒙難者請求寬恕。他承認自己和另外幾人“恐怕都犯了罪,手上沾著[……]我們自己和上帝的子民無辜的血——”。
自殖民時期以來,新英格蘭形成了緊密的姻親關係網,這也讓艾略特一族與新英格蘭所有舉足輕重的家族都相互聯繫:威廉·格林利夫·艾略特是廢奴主義作家約翰·格林利夫·惠蒂爾、詞典編纂家諾亞·韋伯斯特和作家赫爾曼·梅爾維爾的遠親,也與路易莎·奧爾科特 的父母兩系都有親屬關係。威廉的兄長湯瑪斯·道斯·艾略特與艾米莉·狄金森的父親的愛德華·狄金森間有政治來往,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同為國會議員期間曾共住一室,他們組織的一系列會議後來促成了廢奴的共和黨的成立。除了顯赫的亞當斯家族,艾略特一族的關係網中還包括洛厄爾家族,以及關係最近的納旦尼爾·霍桑——他是安德魯·艾略特的另一直系後代,霍桑一支的先祖約翰·哈特霍恩上校也是薩勒姆女巫審判的陪審團成員之一,但直到後來也沒有悔悟。到了十八世紀,艾略特一族進入城市並活躍起來,在波士頓的事務中引人矚目。這個世紀第一位傑出的艾略特就是安德魯·艾略特神父(1718—1778)。這位圓臉、雙下巴、五官清秀的牧師在波士頓新北方教堂中的佈道字字千鈞,擁有無人質疑的分量。他的加爾文主義在義理上十分溫和,但在實踐中他卻投注了十二分的熱切。內戰導致波士頓城封鎖期間,他是除撒母耳·馬瑟之外唯一在每個主日為教徒開放教堂的公理會牧師。他曾受到舉薦,希望他成為霍利約克的繼任者、下屆哈佛校長,後來在撒母耳·洛克卸任後他又一次受到舉薦,但他都以神職為由婉拒了。一位熟悉他的人[17]曾因為他政治上的審慎與周全叫他“狡猾的安德魯”。他每次預感到要發脾氣時就退到一邊,直到情緒穩定才重新露面。
艾略特一族歷來審慎,但他們中最優秀的往往也同時富有道德勇氣。艾略特深感自豪的祖先湯瑪斯·伊里亞德(約1490—1546)曾為安·波琳在亨利八世面前冒死陳諫,並在出版於1531年的《統治者之書》裡痛斥王室的奢侈與輕浮,勸誡國王施政念及民眾福利。二百年後的1765年,在面對麻省殖民總督的選舉日佈道上,牧師安德魯·艾略特針砭時政。兩位先祖都逃脫了叛國的罪名,因為他們的批評持重和緩。他們在道德、行為與公眾利益的問題上都極富原則,但是他們並不會因此付諸激烈的言辭。
艾略特家族的許多偉人都堪稱楷模。終其一生,艾略特都將感到自己的詩性衝動與家族理想間的剝裂。“文化的首要載體是家庭,”艾略特寫道,“沒有人能完全擺脫早年的教養,也沒有什麼能超越它給人的影響。”艾略特1905到1906年就學新英格蘭首屈一指的寄宿學校彌爾頓學院期間,以及後來在哈佛的日子裡,都為走上家庭期望的職業道路做著準備,卻逐漸感到詩的召喚壓倒了家族的期許:“文學藝術迫使人拋下他擁有的一切——甚至包括整個家族——而孤身去追隨藝術。因為藝術要求人既不屬於他的家庭,也不隸屬於他的階層、黨派、圈子。他只能純粹是他自己”。1915年,艾略特決定留在倫敦而非回到哈佛完成博士論文,幾年裡只寫了些零散地見諸冷門雜誌上的詩歌,這讓他的父母不解又憂慮。父親1919年去世時,還認為這個小兒子毀了自己的人生。然而,艾略特雖有反抗,他的職業生涯倒也暗合了家族的模式:他先是像父親早年在密西西比州一樣做了個貧困潦倒的職員,後來從事出版業,成了成功的出版商[18]。他終其一生兢兢業業對待每日的勞作,這也正是每一代艾略特家族的成員藉以自我肯定的方式。

艾略特生長於斯的家庭居於波士頓一位論派(Unitarianism)的中心。但他熱誠的天性與一位論派的學說格格不入。早在進入哈佛之前,艾略特對教會就已經無動於衷。威廉·格林利夫·艾略特的宗教教誨嚴格剛正,卻無以滋養靈魂。威廉關注的並非對完美的追求、教義與神學理論,而是一套能改善人類境況的準則。一位論派對福音派新教徒的狂熱十分不屑,威廉也因此稱有教養而務實的人不會相信“奇跡般的突然皈依:那依賴於神力顯靈、不受人類意志控制的皈依……讓昨天還是罪人的今天就變聖徒”。真正的得救只來自人的努力。“稱自己受到非凡的直接指引是僭越的,也是危險的。這無異於稱自己受了神的感應,看似謙卑卻十分傲慢。”他傳給子孫輩的宗教保留了清教徒的剛直、克己與公德心,但卻是這些品質經過啟蒙改造的產物。艾略特自幼受到的規訓就是盡責,仁愛,積極向上。他對惡的察覺總是非常敏銳,但從家中得到的卻是一套實際生活的行為準則:他曾提及父母不言“善惡”,只談論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 艾略特在拋棄一位論信仰的同時,還反抗著這些不痛不癢、不動感情的區分。他寫道:“只要我們是人,我們的行為就只有行善與作惡兩類。”宗教在十七世紀也曾被打磨成一套體面的守則,十八世紀上半葉的喬納森·愛德華茲就力主復蘇宗教中的熱忱。同愛德華茲一樣,二十世紀上半葉的艾略特追求一套更古老、更嚴格,不為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稀釋的教規。在他們各自的時代裡,愛德華茲與艾略特都似乎是孤獨抗爭的異類。
一位論派學說形成於美國十八世紀中葉的“大覺醒運動”,將矛頭指向清教信條裡[19]的原罪。一位論派堅信人生而高貴。十九世紀早期的一位論派領袖威廉·埃勒裡·強尼就曾論及人類“與上帝的相似”,而艾略特的祖父正是他的弟子。他們反對清教徒犯罪遭譴的學說,反對他們對正統與異端的辨別以及不民主的教會。他們的神仁慈而不狂暴。艾略特出生前一年,他的母親在一首題為《力與上帝》的詩裡讚美了一個祥和而理性的宇宙:

萬物和諧律動,屏息敬怕,我們輕呼“上帝在此,上帝即法”。

艾略特的母親與祖父這麼虔誠,父親也終生支持一位論派教會,來自這樣一個家庭的艾略特竟認為自己成長在“基督教的門外”,似乎實在有些古怪。實際上,艾略特是指一位論派否認三位一體,不符合自己對基督教的定義;在他看來,基督教就是對道成肉身的信仰。1931年,在給批評家約翰·米德爾頓·默里的信中艾略特寫道,一個有著人形人性的上帝哪怕再完美,在他眼中也根本稱不上完美。他對彌爾頓——這位英格蘭最偉大的宗教詩人——的敵意,大概也能追溯到祖父認為彌爾頓是個一位論派信徒。同樣,他對驅逐思想自由的猶太人的願望也與少年時在他們和一位論信徒之間做的簡單勾連不無關係。“不巧的是,猶太教不大經得起時移世易,”艾略特在1940年說,“一旦剝離了傳統習俗、儀禮和彌賽亞必臨的信念,它就成了一類蒼白軟弱的一位論。”這就是艾略特對伴他成長的“智性上清教徒式的理性主義”的反感。在艾略特對人性惡與犯罪遭譴這些觀念的復蘇之中,在他對正統的渴望之中,艾略特都抗爭著自己的一位論派背景。或許最能說明他與一位論派之間不同的,就是他感到了人與那不可知的神的差異與距離。
艾略特曾說過,要理解一位現代作家,就要看佔據他童年的是哪個死而不僵的新教教宗,據此可將他分門別類。[20]早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愛默生就辭去神職,以抗議“僵冷的一位論學說”。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超驗主義者們從拘謹的基督教中解脫出來,像愛默生一樣篤信個人的心靈之光,但他們之後的一代就置身“徹骨的空虛”當中。正如一位歷史學家所述:“愛默生的後裔亨利·亞當斯遠離荒蠻的美國生活,來到但丁與聖托馬斯這裡以求確定的慰藉;亞當斯之後則是艾略特,他不僅遙望並渴求著天主教失卻的傳統,並英勇地親自致力於這一傳統的復興。”
在這些天生敏感、又出生於十九世紀美國一位論家庭的孩子看來,他們索然無味的宗教一定是掩蓋並排斥了生活裡的太多東西。艾略特本人對此只做了粗略的批評,但亨利·亞當斯對一位論缺陷的剖析卻向我們展現了艾略特抗爭的物件:

沒有什麼比一位論教會牧師精神上的冷靜更能平息懷疑了……他們宣稱自己的優勢是不拘泥於任何一條教條,並傳授……一種過上有德、有用、無私生活的途徑,在他們看來,這樣的生活本身就夠使人得救了。對他們來說,困難可以不去理會;懷疑是對思想的浪費……波士頓已經解決了宇宙的難題……現在,宗教直覺早已一去不返,不管人在後來為了重獲這樣的直覺付出多大努力……這由最敏智的教士引領的最為敏智的社會竟能在大多他所知的道德境況中都……避免感到對過去與未來的焦慮……這著實是他將用一生探究的社會奇觀。

一位論派的準則連同其對社會進步的樂觀(艾略特還是學生的時候就稱此種心態為“永遠向上看,向前看”)粉飾了美國生活裡——尤其是內戰後——那些讓人不安的變化。惠特曼在談到普遍的“心靈空虛”時就寫到:“大城市充斥著那些體面與不體面[21]的豪取強奪……一個乾燥沉悶的撒哈拉出現了,簇擁著這些城市的是委瑣的怪人、畸變,與鬼影……”,而他們的教養“恐怕是全世界最鄙俗的”。艾略特與亞當斯從屬的有教養、負責任的清教徒階層的權威地位已被鎏金時代的商業力量取代。在聖路易斯,威廉·格林利夫·艾略特的道德準則已被利益驅逐,這個城市的腐敗終於在1902年得到揭露,成為醜聞。艾略特對十九世紀末大規模工業擴張所導致的壟斷有所感受,也察覺到在希歐多爾·羅斯福 掌管文學藝術的美國,新英格蘭本地文化正在衰落。這個健壯的維吉尼亞人——而不是蘭貝特·史特雷瑟 那類人——在艾略特的少年時代曾是全民英雄。艾略特屬於一個舊美國,在他自己看來,則是1828年之前的美國:那時整個國家就像他“家族的延伸”。為什麼偏偏是1828年,我們也只能猜想。這一年,艾略特的祖父剛離開波士頓不久,去往西部邊境。也是這一年,東海岸教養良好的精英們在激烈的選舉中落敗,約翰·昆西·亞當斯惜敗粗俗的安德魯·傑克森 。為什麼是1828:是因為一百年之後的艾略特仍在抵制傑克森派更具西部風格、更個人主義的民主嗎?還是因為一些更微妙的變化:自立精神(self-reliance)帶來了高昂的樂觀情緒,而在這新時代的曙光下,加爾文派信仰連最後一抹餘暉也隨之消散?對於力主自立的愛默生來說,那類舊式的、嚴苛的虔誠是因為他加爾文派的姑母瑪麗·穆迪·愛默生才在當下尚留有些余溫:“那舊的宗教遺留給我們的有多少呵!在我們大多數人的童年它尚還安穩地存在,就像新英格蘭鄉村的一個安息日清晨,教會我們安貧、克己與憂患。”
[22]母親佑護著少年艾略特,將他與新美國種種令人不安的變化隔離開來。但離開了這樣的庇護,接下來在波士頓的生活就要艱難得多。我們現在要將目光移向艾略特隨後的波士頓歲月,以理解他在美國情境中受到了怎樣的壓抑,為什麼又不得不選擇逃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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