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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經濟 經濟理論
 
 
 
 
全球化的未來:中國面臨的挑戰與角色轉換
 叢書名稱: 中國經濟開放論壇
 作  者: 潘英麗/馮紹雷
 出版單位: 中信
 出版日期: 2017.10
 進貨日期: 2017/12/1
 ISBN: 9787508680989
 開  本: 32 開    
 定  價: 293
 售  價: 234
  會 員 價 :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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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全球化VS.逆全球化,中國該如何應對?中美如何實現戰略平衡?中俄如何進行務實合作?以價值鏈合作為核心的亞太自貿區如何推進?……20位專家跨學科、多維度解讀中國面臨的挑戰與機遇。

——“中國經濟開放論壇”系列叢書,彙集京滬港三地的學者、政府部門和實業界經濟學家。
目前已召開4期專題研討會,各期成果彙編為:《激辯去杠杆》《房地產與城市發展》《人民幣變局》《全球化的未來》。


內容簡介:

本書“中國經濟開放論壇”第四次專題研討會“經濟全球化的未來走向與中國角色轉換”的研討成果。重點探討了三大專題:全球趨勢與地區格局的變化,美國經濟的未來發展態勢,以及中國面臨的挑戰與角色轉換。《全球化的未來》有助於讀者更全面地瞭解和把握未來全球化的走向,在充滿不確定性的情況下準確判斷形勢,對政府戰略決策、企業和金融機構的轉型發展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和實踐意義。


作者簡介:

潘英麗
——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金融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上海市人民政府決策諮詢研究基地潘英麗(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工作室首席專家
——上海市世界經濟學會副會長
——招商銀行獨立董事
馮紹雷
—— 華東師範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和周邊研究中心主任
—— 俄羅斯總統主持的瓦爾代論壇國際顧問、教育部綜合學部學部委員、中國國際關係學 會和中國俄羅斯東歐中亞學會副會長
—— 聯合國開發署CIS國家宏觀經濟問題專家
—— 上海市政府決策諮詢特聘專家


圖書目錄:


作者簡介
第一篇 全球趨勢與地區格局的變化
第1章 關於《全球趨勢》的解讀與思考
第2章 全球不確定性的挑戰與中美俄關係
第3章 亞太區域貿易的政治態勢: 變與不變
第二篇 美國經濟的未來發展態勢
第4章 美國製造業回歸的現狀與未來潛力
第5章 美國財政政策中短期展望: 任重道遠
第6章 美元與黃金脫鉤後的規律及其支配力量
第7章 從產業角度分析中美貿易戰風險
第三篇 中國面臨的挑戰與角色轉換
第8章 全球化:從1.0版到4.0版
第9章 全球化的成本與收益分配
第10章 全球價值鏈重構與新一輪全球化走向
第11章 中國企業海外投資趨勢與模式分析
第12章 中國對非洲投資的現狀與前景分析
第13章 中國企業跨國並購存在的問題及其應對
第14章 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提供融資:中國如何化解風險
第15章 啟動內需,應對未來


章節試讀:

第2章
全球不確定性的挑戰與中美俄關係

馮紹雷
美國主宰世界到底能夠維持多久?中國是否已經成為一個成熟的替代角色?未來國際競爭的方式會涉及哪些方面?主要是維持傳統的經濟競爭,還是已經轉移到政治抗衡、軍事博弈,甚至是文明對抗?未來秩序的構建到底是什麼狀態?原來的地區和全球秩序是延續,還是需要改革?……如何應對?
一、 全球不確定性及其對我們的挑戰
雖然隨著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後形勢逐漸明朗,有些問題開始清晰起來,但不確定性這個問題始終沒有解決。今後美國政治會怎樣發展,其他大國如何互動,包括俄羅斯和中國將會如何應對,全球宏觀經濟領域會出現什麼變化,以及什麼是我們最大的挑戰,這些問題尚無確定的回答。
全球不確定性首先表現為特朗普現象和英國脫歐,這都是標誌性現象。其背後是人們對全球化的看法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其次,當全球化過程受阻,世界競爭的重心移向地區,歐盟所發生的變動,以及在歐亞地區、在前蘇聯地區,包括在西太平洋地區一系列潛在衝突的發生,表明不確定性在不斷蔓延。
我以為,未來不確定性的實質,第一是權力關係的不確定。美國主宰世界到底能夠維持多久?中國是否已經成為一個成熟的替代角色?第二是未來國際競爭的方式以及會涉及哪些方面,主要是維持傳統的經濟競爭還是已經轉移到政治抗衡、軍事博弈,甚至是文明對抗?第三,隨著這兩個問題的出現,未來秩序的構建到底是什麼狀態?原來的地區和全球秩序是延續,還是需要改革?這些方面出現了爭議。最近在慕尼克安全峰會上,出現了“後西方”世界這樣的概念,具有很大的象徵性意義。也就是說,連西方也感覺到了這些問題,這類話題已經可以登堂入室進入西方首腦會議。
如何應對?對政策制定者而言,應對的方法各有不同。第一種是孤立主義、重商主義的。就如特朗普採取的辦法,“美國優先”(only America first),儘管還會有調整。第二種是地緣政治方式,特朗普曾經考慮過的聯俄治華,調整中美俄三邊關係,當然現在形勢已發生很大變化。第三種是超越地緣政治的新型國際政治經濟學方法,繼續推進全球化,並且改變傳統的地緣政治;也就是用新的國際政治經濟方式去推進國際合作,應對國際競爭。我覺得,“一帶一路”倡議就是這樣一種方法。“一帶一路”沒有出現傳統大國所推進的封閉性(或者說排他性)的地區制度構建,而是相當務實的,從經濟合作入手。雖然從合作水準、產業水準、制度水準看,層次可能還不是最高的,但是相當符合我們周邊這些國家,以及未來加入“一帶一路”建設的這些夥伴國家的需求。這種務實的發展模式,可以回避一些尖銳的國際爭端所形成的挑戰,有可能擴大我們的國際合作空間和未來推進的發展深度。
二、 美俄雙邊關係
在此背景下討論中美俄三邊關係是一個很大的課題。首先我們來分析美俄雙邊關係。無論從特朗普,還是從普京的角度看,特朗普提出與俄羅斯修好是有其合理性的。
(一) 美俄雙邊關係調整的背景
美俄兩國領導人同樣受到國內平民的支持,我這堭j調“平民”的支持。玩電腦和看電視的居民群是不一樣的。同時這兩位領導人都不太喜歡傳統的,所謂政治正確的意識形態。這個很有意思,普京對這些精英,特別是比較偏向西方的精英持保留態度。特朗普對拿腔拿調的人也是這樣的,並且兩位領導人都有一個新的提法。特朗普有個“文明世界”的提法,而“文明世界”這個詞最近兩三年一直在普京的講話中出現。立足於文明,好的方面是對現有意識形態形成衝擊,但是也有要警惕的方面,如果講文明過了頭,會出現種族關係緊張,種族問題在美國不好討論。文明背後的東西至少跟種族問題是有關系的。
這個提法的背後值得思考。這是雙方在一些理念上的趨近(或共識)。儘管兩位政治家有很不一樣的背景,面臨的國際挑戰也很不相同,但是恰恰在這些方面他們有類似之處。與對奧巴馬的批評形成對照的是,特朗普對普京的治理能力非常讚賞。甚至在烏克蘭衝突之後,特朗普都說克埵怢本來就應該是俄羅斯的,他不是在個別場合說而是在公開場合下說,這是一個令人大跌眼鏡的說法。後來特朗普對此說法做了調整。
特朗普對俄羅斯的深度考量還是離不開大三角關係,一種“逆向大三角”的考量。作為中國人,我們不應覺得奇怪。我們知道,在中國、俄羅斯、美國三邊關係中,儘管美國最強大,但是中國和俄羅斯的關係最接近,同時中美之間和俄美之間都發生了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實力強大的美國調整某一邊關係是非常正常、非常理性的做法。特朗普希望調整三邊關係,調整到有利於美國的一種狀態。問題是怎麼做,從何做起。特朗普從調整對俄羅斯關係開始,把美國國內攪得一團糟。我這幾年去美國交流,美國專家不僅對俄羅斯提出尖銳批評,而且用一個不太過分的詞來描述就是“仇視”,另外還有一些比較穩健或老派的專家跟我說,他們已經沒有說話的空間,說美俄之間應維持一個穩妥和諧的關係這種話在美國今天已經不可能。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覺得特朗普要超越大三角,有冒天下之大不韙的風險。
於濱教授認為,美國的政治學和國際學始於“種族研究”(等同於civilization studies)。1900年白人至上主義在美國國際關係(IR)創立初期佔有中心位置。政治學是“白種人最寶貴的財富”。1910年美國《外交季刊》創立,這是美國第一份研究外交問題的雜誌,創刊時取名為《種族發展研究》(Journal of Race Studies)。亨廷頓的“文明衝突”等同於西方與其他地方的衝突(West vs Rest)。“國際衝突的根源是文化和文明的衝突。……如今西方正處於鼎盛時期,但它所應對的非西方世界卻日益祈望,而且有能力使世界更為非西方化。”“儒教與伊斯蘭教組成的反西方的軍事聯盟,美蘇冷戰是‘西方內戰’,與非西方的博弈才是持久的。”(亨廷頓,1993,第45—48頁)“伊斯蘭和中國都致力於對外擴張,都心高氣傲,都認為西方在節節敗退。”(Bannon, Feb. 2016)
聯俄制華並非特朗普的專利。奧巴馬在第一個任期“重啟”對俄關係:廢除布希政府時期開始部署的歐洲導彈防禦系統;與俄羅斯進行新一輪削減進攻性武器的會談;支持俄羅斯加入WTO(2012年8月22日加入);通過北約向俄羅斯伸出橄欖枝,探討與俄羅斯在阿富汗問題上推進合作的可能性。其目的在於:走出2008年俄格戰爭後俄美關係的低谷,迎合俄內部的親西方勢力,借助俄羅斯在中國北部與西部牽制和制約不斷崛起的中國,避免與俄在烏克蘭和敘利亞的衝突升級。
烏克蘭危機以後,奧巴馬頂住各方壓力,避免直接捲入烏克蘭內戰。2016年1月24日奧巴馬簽署的2016年度軍事預算中,對烏克蘭的3億美元軍援中首次包括5000萬美元的殺傷性武器,而此前奧巴馬一直避免向烏克蘭直接提供殺傷性武器。即便如此,奧巴馬政府也非常在意俄羅斯的感受,1月13日主動給普京打電話,就烏克蘭、中東和敘利亞問題進行了“直率的和建設性的”溝通。有觀點認為,這是一次“深入的談話,是俄美關係的一次建設性接觸”。美國中央情報局自2013年開始向敘利亞的反政府武裝提供殺傷性武器,但奧巴馬本人始終不肯越過“紅線”,避免美軍直接捲入敘利亞問題,與俄國發生正面衝突。
奧巴馬時期中美關係的惡化遠遠早於美俄關係的惡化。美俄關係惡化的轉捩點發生在2011—2013年。2011年底至2013年俄羅斯各地發生一系列反普京的抗議示威。2013年底烏克蘭危機爆發。
美中關係的惡化則從2009年2月開始,奧巴馬錶示“重視綁架問題”,拋棄布希政府2006年以後擱置綁架問題、朝美直接對話政策;2009年11月奧巴馬訪華時對華表示要會見達賴;2009年12月,氣候大會上的不同聲音;2010年1月12日,穀歌退出中國;2010年1月30日希拉埵b互聯網上的講話;2010年1月12日64億美元的對臺武器銷售;2010年2月18日首次會見達賴;2010年7月底,希拉埵b東盟會議上挑起南海問題;2010年9月7日釣魚島發生撞船事件。
我們對特朗普與奧巴馬做些比較。特朗普要緩解對俄關係,得罪了美國共和黨內部的對俄強硬派;奧巴馬欲避免與俄羅斯正面衝突,在民主黨內的自由干涉派人士(liberal interventionists)看來則是違反了美國的價值觀。在美國意識形態的光譜圖上,特朗普和奧巴馬的對俄政策都有別於各類極端觀點,兩者的區別在很大程度上是工具性的。
奧巴馬離任前對美俄關係的“焦土政策”,看來更多的是出於選戰失敗和黨派政治而故意“攪局”,這不僅可以將民主黨競選失敗的責任歸咎於俄羅斯,同時也盡可能地為即將上任的特朗普政府的對俄政策設置障礙。奧巴馬在2017年1月的告別演說中,對“伊斯蘭國”的恐怖威脅大書特書,但只有一次提到俄羅斯,且一筆帶過,與剛剛過去的大選中鋪天蓋地的“俄羅斯恐懼症”,以及他本人剛剛啟動的對俄制裁措施似乎毫無干係。這也許是奧巴馬本人對俄的真實態度。
最近有些專家提出,特朗普調整中美俄關係有其深層原因。特朗普與整個軍隊系統的關係良好並且強勁。同時,他與媒體關係肯定是不好的。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並不是沒有國內力量的支持。特朗普的團隊,比如弗林下臺以後新上任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在美國軍隊堣]具有很高的名望。特朗普推行內政外交政策,希望得到美國國內強有力的支持,軍隊就是他的一個強有力的依靠。特朗普的第一次國會演說大獲成功,得到很多掌聲。三駕馬車包括國務卿蒂勒森,很有人望的國防部長馬蒂斯和副總統彭斯,到訪歐洲、東亞盟國和中國,宣示他的傳統盟友關係,一改之前特朗普的態度(宣佈不再給北約支持,北約的存在已經是過時的東西等諸如此類的言辭),使得美國的同盟關係,無論是歐洲還是東亞都有回應。這之後最主要的國際交涉,就是蒂勒森出訪中國。我們從這堨i以看到,特朗普在競選期間準備大力推動與俄羅斯關係的發展,希望通過這種方式對中國產生一定的影響。我覺得這方面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我們再來看看俄羅斯,在美國這樣的戰略調整下,俄羅斯的反應會如何?經過多年的觀察加上最近幾次連續出訪,我覺得俄羅斯人有一種壓抑已久的釋放感。這是很自然的,任何人在被西方打壓之後,出現了特朗普這樣的人物,當然會感到轉機來了。但是我又注意到,俄羅斯人,包括普京總統本人表現得非常謹慎——從一開始就說,我們希望和美國改善關係,但是切不可急,這是我們一個總體的想法;但是內心還是充滿著對機會的期待和釋放感。最近這一兩個月特朗普對俄發展關係的動力減弱,俄方表述的態度也更清晰了。他們明確說,我們對他的“示愛”作出過度反應只會使我們自己受到羞辱——這是公開說的話。
就我個人來說,我不希望美俄關係再開倒車,如果之後衝突繼續,如果敘利亞戰爭繼續下去,這對中國不是好事。我的意思是,即使我們談論大三角,如果美俄關係能夠回到一個比較緩和、理性的方向,對中國來說是一件好事兒。烏克蘭危機最尖銳的時候,甚至有些朋友問我:老馮,會不會真的打起來?大家都不知道什麼叫真的打起來。如果真打起來,顯然將世界大亂。我們中國的發展依賴一個穩定的國際環境,到那個時候,中國連選邊都很困難。
(二) 美俄關係可能調整的領域和美俄關係不穩定背景
因為最近我去了美國、去了俄羅斯,我發現美國的輿論,特別是媒體和研究俄羅斯的精英,對俄羅斯有很嚴重的批評,比較溫和的、平衡的專家已經很難有公開講話的空間。我覺得,對中國的批評也有這種傾向。所以,如何調整大國關係,解決相互之間的這種敵視,還需要做大量工作。我的結論是,美俄關係應該調整,但是前程艱難。
如果美俄關係出現調整,我覺得首先是全球層面的核不擴散、反恐這些領域,儘管目前我對此非常不樂觀。其次是地區層面的敘利亞戰爭。比如拉卡地區如果不是美國在支持,反政府力量是無法堅持下去的。所以敘利亞問題的解決必須有美國參與,當然前期俄羅斯幹得非常好,它連出幾招,包括2013年讓阿薩德交出化學武器,停止了對敘利亞的大規模武裝攻擊。當時我在莫斯科現場,我看到西方專家在公開場合對普京做出非常肯定的評價。大家感覺到一塊石頭落地,否則會發生一場大戰。敘利亞戰爭俄羅斯人處理得非常漂亮,但是還不能排除大國之間要坐下來談。烏克蘭危機同樣如此。歐洲方面,特朗普在競選期間,釋放了大量關於歐洲已經不行,北約已經過時,與德國要展開貿易戰等等一系列說辭,歐洲當時非常緊張。下一步如果要真正解決烏克蘭問題,在默克爾2017年5月訪問華盛頓時,特朗普已經回避不了在解決烏克蘭衝突過程中所處立場的問題。再次是雙邊關係中的制裁和能源合作等問題。我們可以估計到,美俄雙邊關係中存在政治合作問題,網路攻擊問題,以及意識形態的一些問題。特朗普為什麼啟用國務卿蒂勒森?他是國際能源專家,這意味著美國在推進美俄能源合作方面是有一些想法的。
當然,我覺得美俄關係的發展還是困難重重。因為這樣的調整出現過好幾次。比如普京總統第一次上臺後,美國受到“9·11”恐怖襲擊。那天我在莫斯科,俄羅斯的老百姓在大使館主動擺滿了花圈,體現出良好的國民素質。當時普京考慮和試探過美俄關係改善問題,這是第一次。即使美國的“9·11”事件對俄羅斯有幫助,普京還是希望改善和美國之間的關係。但是美國執意退出反導協議。美俄之間在進攻性領域已經有妥協,在防禦性領域本來也希望有所協調,但是由於美國堅持單邊退出,美俄關係的改善便處在止步不前的狀態。最近,普京說,冷戰結束以來為什麼美俄關係得不到改善,甚至每況愈下,起點就是2002年12月美國單邊退出反導協議。
第二次調整出現在2008年梅德韋傑夫就任總統以後,期望與剛上臺的奧巴馬重啟改善雙邊關係。很可惜,儘管兩位總統相互示好,奧巴馬特別對梅德韋傑夫表示好感,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兩國關係有所改善,也簽訂了關於新的進攻性戰略武器的協議,但是雙邊關係的進展沒過兩年又戛然而止。主要原因是中東動亂開始。無論當時在美國還是俄羅斯,我從一些專家層面得到強烈的資訊是,中東地區恐怕會長久不得安寧,會連續不斷地出現麻煩。由此波及俄羅斯,2013年底出現烏克蘭危機,以及俄羅斯介入敘利亞戰爭。所以第二波美俄關係的重啟沒過兩年就告中止。其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國人一點也不願意在北約東擴的進程上有任何鬆弛,這是一個大問題。現在是第三次提出改善美俄關係。我不知道目前開啟窗口和各國之間關係的調整能推進多遠、多深,但是從最近這半年,特別是最近這一個多月的態勢來看,儘管我們希望它們改善,但不是很樂觀。
三、 俄羅斯國內經濟與政治態勢
美俄關係調整的一個重大背景是俄羅斯的經濟已經初現復蘇跡象。IMF認為,俄羅斯已經消化了油價下跌和制裁的壓力,2016年GDP增長0.6%,2017年將達到1.1%;俄羅斯比較樂觀的經濟學家認為2017年GDP增長可達到2%。油價逐漸回升,一般估計在40—60美元,俄羅斯財政預算以油價40美元為基礎,近期預期穩定。通脹維持在5%左右,利率在10%左右,盧布兌美元匯率60?1。在俄羅斯的兩種經濟發展模式中,普京支持宏觀穩定型的發展思路。股市上升: 2016年全年,俄羅斯Micex指數上漲26.76%,俄羅斯RTS指數上漲52%。在特朗普對俄羅斯熱捧的背景下,對俄的外國投資出現增長。進口替代政策取得初步成效,特別是農業,2016年增長3.5%。
但是,在外來投資增長的同時,俄羅斯有一份自己的內部報告,題目就是“為什麼俄羅斯人不願意對自己經濟投資”,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總的來說,俄羅斯正在對經濟發展模式展開激烈爭論,一種模式就是刺激性的,由政府資助大規模投資,拉動需求,有點類似於凱恩斯主義政策組合。我覺得,更具主導地位的模式是普京支持的宏觀穩定型經濟發展戰略,他用的自由派央行行長,明顯不主張擴張,而是主張實施穩定型政策,降低通脹,實現宏觀經濟的穩定。
俄羅斯面臨的經濟問題是深層次的,經濟還難以全面復蘇。如果全球經濟增長率為3%—3.5%,那麼,俄羅斯至少應該維持在3.5%以上,但是2016年它的工業生產增長率為1%,2017年對GDP的較多看法是僅增長1%—1.2%。2014—2015年間投資大幅度收縮,通常4年後會效果顯現,也即在2018—2019年間經濟運轉將會遇到瓶頸。關鍵問題在於俄羅斯的能源依附型經濟模式,至少10年甚至更長時間之後才有可能逐漸擺脫,這是普京的判斷。
四、 中俄關係的前景
我們可以在俄羅斯至少需要10年才能擺脫能源依附型經濟的背景之下考慮中俄之間的關係。中俄關係有很多的解釋。比如歐洲專家波波·羅說我們中俄關係是“權宜之計”。我在給他寫的評議中指出,你對中俄關係的評價過低。另外一位專家是羅伯特·卡岡,他在2008年的8月8日寫了文章,那天是北京奧運會開幕的日子,那天還是格魯吉亞和俄羅斯發生戰爭的日子。羅伯特·卡岡的文章說中俄之間“威權主義的聯盟開始了”。當然,我們不會接受這樣的評價。有不少人主張中俄結盟,但是我個人覺得不是時候。戴秉國同志2016年在俄羅斯作講演時說中俄“夥伴關係不封頂”,這是意味深長的,夥伴關係堶惜偵簳き○ㄔi以做,我個人認為這是一個比較聰明的提法。
我推薦大家閱讀倫敦戰略研究所專家最近完成的正式報告Samuel Charap, John Drennan, and Pierre Noel,Survival: 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 February-March 2017.
,這篇報告對中俄關係的描述比中國學者寫得還好,中俄關係實際上最近這幾年受到很大衝擊,特別是烏克蘭危機之後俄羅斯實力急劇下降,使得本來相對均衡的關係受到衝擊。英國人的這份報告簡單地說,中國一點都不擺闊,中國人從來沒有拿自己的地位去說事;相反的是有機會就積極地妥協、協商,碰到問題兩國首腦走到一起商量,冷靜、平等地處理兩國關係,使得很多事情得到了妥善的解決和推進。這樣的政治安排對於今後大國發展是非常好的。英國專家說,這才是真正的新型大國關係。我們通常討論與美國的新型大國關係,但是英國人說中俄之間才是一種新型的大國關係,我覺得有點意思。
我認為,中俄關係的未來走向,應該是更趨向於現代化事業的建設,而不是軍事對抗。中俄目前關係已經很好了,我們要把這個現狀維持下去。但是我們又要尋找和體現深層關係的互補性,中俄才能夠做好鄰居。其實真正做到這點也是很不容易的。我的俄羅斯朋友對我說,中國朋友發展中俄關係很努力、很有誠意。但是他最新的提法或意思是說,現在中俄關係更務實,要講究它的品質和內涵。我覺得,這是我們要努力的方向。
最後還有一句話,“中美俄主導世界”,這句話最近連續不斷地出現在我們身旁,說的人當中有一位就是布魯津斯基先生。2011年開始,他提出這個概念,最近又在強調中美俄將引領世界。美國和中國的分量、權重足夠大了,不用去說。儘管我們對俄羅斯的狀況都還比較瞭解,但是俄羅斯人的戰略影響力,話語製造權,特別是跟美國作對的積極性,是無與倫比的。有一個朋友寫過一本書叫《現代世界最大的反潮流者是誰》,說的就是俄羅斯。它確實是最敢於出來抵抗的挑戰者。把這幾件事情放在一起,說中美俄主導世界也不太過分。關鍵是,這三家坐在一起能夠形成什麼架構?現在沒有大戰,所以不會有“雅爾塔”。這是一個很值得思考的問題。不管怎麼說,“一帶一路”倡議是一個改革開放的新機會,但是與30多年前的改革開放相比,將要困難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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