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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經濟 經濟理論
 
 
 
 
經濟動物
 作  者: (美)塞繆爾•鮑爾斯
 出版單位: 浙江教育
 出版日期: 2018.06
 進貨日期: 2018/11/28
 ISBN: 9787553671970
 開  本: 16 開    
 定  價: 360
 售  價: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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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耶魯大學經濟學必修課程
可與《自私的基因》媲美的經濟學巨著
人性本善還是本惡?
是什麼力量驅動我們替自己考慮?
又是什麼因素讓我們變得樂於助人?
自私基因與道德原則,究竟誰才是主宰人性的主導力量?
數十個洞察人心的經濟學實驗,揭示不為人知的人性真相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克爾洛夫、美聯儲前主席耶倫夫婦共同推薦


內容簡介:

人性本善還是本惡?
  人究竟是自私還是利他?
  本書從經濟學的角度出發,提出了一個石破天驚的反常識觀點——不恰當的激勵手段不僅不會促進效率的提升,而且會造成出乎意料甚至事與願違的結果。既然“無情”的生存競爭必然導致生命個體的“自利”特徵,又如何能產生約束個體自利訴求,甚至犧牲自身利益而考慮其他個體利益的行為?
  什麼樣的激勵手段是不恰當的?為什麼不恰當的激勵手段會導致事與願違的結果?
  小到個人(如父母、老師)和企業、大到一個國家,採取什麼樣的激勵措施才能有效地理解對方的需求,從而達到自己的想要的結果?
  本書舉出了數十個洞察人心的經濟學實驗,揭示了不為人知的人性真相。
  同時,鮑爾斯教授也評析了諸多經濟學、哲學史上的大儒如休謨、曼德維爾、馬基雅維利等的觀點,還引述了大量的經濟學、哲學、心理學經典著作,不僅分析了如上問題的緣由,還給出瞭解決問題的恰當方法。
  人性本善,合理的手段能使人性的光輝更加閃耀。
  本書英文版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
顯示部分資訊


作者簡介:

塞繆爾·鮑爾斯
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知名經濟學家。曾任教於哈佛大學、馬薩諸塞州立大學和錫耶納大學,現任聖塔菲研究所行為科學教授,。


圖書目錄:

序 言
/001
第1章 經濟人的問題
/001
第2章 無賴的原則
/009
第3章 道德情操和物質利益
/033
第4章 以資訊呈現的激勵措施
/065
第5章 自由市民文化
?/093
第6章 立法者的困境?
/125
第7章 亞堣h多德式立法者的授權
?/155
附件一 疊加分離性分類及其違例
/184
附件二 衡量社會偏好和激勵措施效果的實驗博弈
/185
附件三 愛倫佈施和陸查拉(2008)實驗中補貼的整體、直接和間接效果?
/188
附件四 信任和自由法治
/189
注 釋
?/191
參考書目
/204


章節試讀:

第1章
  經濟人的問題

  250年前,讓·雅克·盧梭邀請一些他《社會契約論》的讀者一起探討“人類實際情況”中的“法律可能狀況”。1除他作品的語言帶有濃厚的性別色彩之外,如上表述仍可引發共鳴。我們都知道,若要實現良好的治理,政府必須瞭解人民對治理體系的看法,如法律、經濟刺激措施或道德訴求等。民眾將根據自身意願、目標、習慣、信仰,以及可能對行為產生促進或制約作用的道德因素來對政府的政策措施做出回應。
  但我們該如何理解盧梭提出的“人類實際情況”呢?
  讓我們先從理性人——經濟人說起。經濟學家、法學家和政策制定者會普遍受自身觀念影響。當前,在制定公共政策和法律體系,或組建公司和其他私人機構時,我們應普遍假設人們——無論是公民、雇主、商業合作夥伴或是潛在的罪犯——都是利己和超道德的。部分出於這一考慮,物質激勵措施普遍應用在如啟發學生學習、提升教師工作效率、減肥、投票、戒煙,敦促人們由塑膠袋改用環保購物袋、金融管理中的信託責任和基礎研究等方方面面。上述所有活動都未利用經濟刺激措施,而是通過本質的、倫理的或其他非經濟方式實現激勵的目的。
  此假設雖已在法律、經濟和政策制定界頗為流行,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無人真正相信人類具有利己和超道德的本質,而該假設本身是基於審慎考慮得出的,而非基於現實。甚至大衛·休謨都在為本書的題詞最後向讀者發出警告,該準則是“現實中的悖論”。
  我希望能說服諸位,在制定法律、政策和組建商業組織時,最謹慎的行為模型便是讓經濟人充當市民、雇主、學生或借款人。得出上述結論是基於如下兩個原因:第一,根據這一模式制定的政策有時會讓超道德自私的普遍假設比在其他情況下更接近真實,人們有時在激勵措施存在時會表現得比沒有時更加自私。第二,罰款、獎勵和其他物質誘因效用通常不明顯,不管它們為利用無賴、貪婪的本性而設計得多麼精巧(正如休謨所說),激勵措施本身無法成為善治的基礎。
  如果我是正確的,那麼善治所需倫理和其他社會動機的削弱會無形間對經濟學家力挺的政策產生文化影響,包括覆蓋範圍更廣、界定更為清楚的私人產權,更加激烈的市場競爭,貨幣刺激措施更多地被用來指導個人行為。
  我認為,這些和其他聲稱是市場經濟運轉所需的政策也將刺激利己主義的發展,並對市民文化中優秀品質的保持,如協作和慷慨造成阻礙。他們自身甚至會致使確保市場運作的社會規則做出妥協。所謂擠出效應引發的文化傷害也涵蓋工作美德,如在申請貸款時如實上報個人資產負債情況、信守諾言以及在無人監督時還可以做到努力工作等。但這些或那些規則的缺失或讓步會導致市場和其他經濟體系無法正常運轉。今天高效能的知識經濟體比以往更需要來自社會規則的文化支撐。這其中,需要確保合作就是合作,如果有人質疑這一點,雙方從交換中的獲益將會因不信任的出現而大打折扣。
  經濟學家所持的矛盾觀點仍然適用於市場外的領域,即採取“改善”市場運營所需的措施後將降低人們的工作量。而人的公德心、他們意圖堅守社會規則的本質、意願,在這些政策實施後將毫無用處,也許會不可逆地縮減未來制定更精細政策的空間。因此,儘管一些經濟學家在過去曾幻想是經濟人發明了市場,但情況可能恰恰相反:超道德利己主義的氾濫或許正是居住在經濟學家認為的理想環境下所造成的後果。
  政策制定者或憲法撰寫者可能面臨的問題是:激勵措施和限制因素對任何一種管理體系都是必不可少的,若在設計的時候將“人類實際情況”等同於“經濟人”,任由利己主義發展,並打算利用其為公共事業服務,則會促使激勵措施產生出乎意料及事與願違的結果。但如果“經濟人”是“人類實際情況”的準確描述的話,問題則不會出現。在那種情況下擠出效應不會顯現。但在過去的20年間,多個行為實驗(參見第3章、第4章、第5章)都充分表明,倫理和涉他動機普遍存在於人類各個種群中。實驗表明,這些動機有時會被特定政策和激勵措施(萌生利己主義)擠出。舉例來說:在海法一家六日制托兒所中,如果在一天下班的時候父母接孩子遲到的話,會被處以一定數額的罰金。然而這一措施卻毫無作用。罰款後,父母到達的時間比先前要晚2倍。212周後,罰款撤銷,但父母還是一如既往地繼續比規定的時間晚到(他們晚到的情況及同實驗對照組的對比情況,請見圖1.1)。

  圖1.1海法托兒所實施“遲到罰款”措施後的結果(數據來源:格尼茲和拉切奇尼)
  設置罰款後所產生的結果表明,經濟激勵措施和道德行為之間存在特定的負協同效應。為遲到定價,就好比將其掛牌出售,父母履行倫理義務的能力被削弱,不再積極地避免給老師帶來不便,他們甚至認為遲到是他們可以購買的另一種商品。
  我並不否認如果罰款設定得足夠高,父母會對此做出不同的反應。然而,即使為每件事情定價的事情可以辦到且可以找到合適的價格,此亦非明智之舉(我們會發現,上述兩個條件能同時滿足的概率其實很小)。
  最近的一次實驗表明,在看到錢和提及錢後,孩子們的利他行為表現得會更遲緩,在他們的日常交往中不會積極地樂於助人。3
  在另一項研究中,不足兩歲的孩子在沒有獎勵的情況下會想方設法地幫助大人拿回自己夠不到的東西。但當他們得知幫助大人會獲得一個玩具作為獎品之後,“幫忙率”就下降了40%。這項研究的兩位發起人,菲力克斯·瓦那肯和邁克爾·托馬塞洛總結道:“孩子們剛開始有幫忙的意願,但外在獎勵出現後這種意願就消失了。因此在社交行為中應關注這種現象,與孩子的天性相向而行,而非背道而馳,以便更好地展現孩子無私奉獻的一面。”4
  這對於公共政策的制定也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如今的情況是,經濟刺激措施同倫理等涉他動機對有效施策都十分必要,但前者會削弱後者的作用。政策制定者將如何面對這一現實呢?如果將兩種動機來源都納入考慮範圍的話,政策制定者則有理由在其一攬子政策中將經濟刺激措施置於次要地位。如果激勵措施妨礙了社會價值觀的實現,而激勵措施和社會價值觀兩者都是必需的話,那麼在此排擠效應情境下,人們將不如以往那般積極地使用激勵措施了。
  類似的推理會使政策制定者採取措施限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轉而大力支持政府或非正式市場之外的組織。這種情況與邁克爾·桑德爾在《金錢不能買什麼:金錢與公正的正面交鋒》一書中提出的主要論點相吻合:“為人類活動定價將削弱特定值得關注的道德和公民產品。”5桑德爾在公眾討論“市場屬於和不屬於公共服務的情形”中舉出了一個令人信服的事例。黛布拉·薩茨在她《總有一些東西是不能買賣的——市場的道德底線》一書中為此提供了政治解釋:政治平等是民主文化和政治體系的基礎,而限制一些市場發揮作用對維繫這種政治平等非常重要。6而(與政府或其他配置體系不同的是)我所關心的已不再是市場,而是轉向經濟激勵措施在有些情況下的錯誤使用問題,如市場、公司或公共政策。激勵措施會排擠倫理和慷慨動機的情況恰恰是對桑德爾和薩茨論證的有力補充。
  但同時也有事例證明激勵措施本身並非一無是處。擠出效應反映的主要是人類激勵手段的使用與所希望達到的目標兩者之間的關係問題。比如,雇主包含補貼和監督的激勵措施極有可能讓雇員認為自己的老闆貪婪、控制欲強,或不信任自己。激勵措施甚至可能在無意間傳遞出了完全錯誤的資訊——比如,在海法事例中,罰款讓父母認為“只要付款,遲到就沒有問題”。
  如果是這種情況的話,政策制定者除限制市場和激勵措施外,還可以採取其他的辦法。他完全可以使擠出效應朝反方向發揮作用。基於此論證,一個新的政策範式出現了:傳統的政策工具——如激勵措施和懲罰措施——可以增強而非削弱公民倫理和涉他動機的作用,即可以提升法律約束和物質誘因的有效性。法律和道德可協同作用的觀點可以追溯到兩千多年前,由賀拉斯提出:“如果犯罪不會受到法律的懲罰,那麼淒涼的哀歌還有什麼用呢?沒有道德的話,法律將毫無用處,那麼還需要法律嗎?”(《頌詩集》,第三部,第24首,《致貪婪者》)7賀拉斯認為,法律和道德兩者都是有序社會所必不可少的元素,應共同發揮作用。
  我希望在此重申這一政策範式:即激勵措施和限制約束同倫理及涉他動機之間具有協同作用。在賀拉斯之前,雅典公民大會曾對此範式的雛形進行過修正。另外,在前一部分中的海法事例提出後,我也解釋了截然不同的情況出現的原因。
  一個新的政策範式應建立在“人類實際情況”的實證基礎上,替換“經濟人理論”或許是個開始。我們應將支配人類行為認知進程的新結論補充納入此政策範式中。理查德·塞勒、卡斯·桑斯坦、丹尼爾·卡尼曼、亞摩斯·特韋爾斯基和其他多位學者都在其作品中明確提出:人類在決策過程中根本不像經濟學家普遍想像的那樣有遠見、審慎和有連續性。8
  相反,我們對現狀存在偏見,同時在挑選未來不同時間相應替代措施時也表現得毫無連續性。
  即使懂得了如何避免偏見,我們還是在不停地犯經濟學家口中的計算錯誤。比如,在不確定的情境下活動時,人們一般都認為會有事情發生,就算發生事情的概率再小,他們都不會篤定絕不會出現狀況。卡尼曼——一位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心理學家總結道:“人類在做出決定時往往目光短淺,在預測自身未來趨向時缺乏技能,會因對過去經歷的模糊記憶和不當評估做出錯誤的選擇。”9
  經濟學家過去一直認為,選擇行為在人類活動中居於核心地位,但現在他們發現,簡言之,人們並不善於做出選擇。
  塞勒、桑斯坦、卡尼曼和其他學者已經就新論據在公共政策方面對認知處理進程的影響得出了結論。部分出於這個原因,在接下來的篇幅中,我將從我們如何做出決策轉而更多地關注我們在做出決定的時候所考慮的因素,激勵措施和公共政策的其他方面對我們的考慮產生的影響,以及其何以會對我們制定政策的方式帶來改變等。
  我首先會對“經濟人”政策範式進行解釋,敘述研究者的奇怪故事,即他們對自身力挺的政策會削弱倫理和其他社會動機一事是如何表現得毫無察覺或者毫不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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