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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科 政治外交 階層研究
   
   
   
 
勞工的力量:1870年以來的工人運動與全球化
 叢書名稱: 社科文獻學術譯庫
 作  者: (美)貝弗裡.J.西爾弗
 出版單位: 社會科學文獻
 出版日期: 2016.11
 進貨日期: 2017/1/12
 ISBN: 9787509769683
 開  本: 16 開    
 定  價: 443
 售  價: 354
  卡 友 價 :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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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本書依據國際勞工運動的一個重要的新資料庫,對勞工運動進行了長歷時短和全球範圍的研究,揭示出19世紀晚期以來地方的勞工運動與國際範圍內的政治、經濟、社會進程是相關的。通過對所選的全球工業一種有審讀的、實證性的分析,分析了勞工運動的重心在國家之間轉移及其與生產的地理分佈的關係。作者指出,勞工運動爆發的主要場所在隨時間而轉移的同時,也隨資本發展的新核心的起落而轉變,論證了勞工運動深深地嵌入世界政治的動態體制當中。縱觀現代勞工運動的歷史,本書剖析出現時代國際勞工運動危機的真正的新內容。為反駁勞工運動已陷入終結性危機,本書*後對21世紀國際勞工運動可能出現的新形式做了探究。


內容簡介:

本書依據國際勞工運動的一個重要的新資料庫——世界勞工小組資料庫,對勞工運動進行了歷時長、範圍廣的研究,揭示了19世紀晚期以來地方的勞工運動與國際範圍內的政治、經濟、社會進程是相關的。通過對特定階段的全球工業化進程進行審慎的、實證性的分析,作者認為,資本到哪里,勞工和資本的衝突也會跟到哪里,指出勞工運動深深地嵌入世界政治的動態體制當中,總結了勞工運動的重心在國家之間轉移及其與生產的地理分佈的關係。


作者簡介:

(美)貝弗堙PJ.西爾弗(Beverly J. Silver),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學教授,著有《現代世界體系的混沌與治理》(合著)。


圖書目錄:

中文版前言/1
前言和致謝/1
第一章 緒論/1
  第一節 勞工運動與勞工研究的雙重危機/1
  第二節 關於勞工與勞工運動的現狀與未來的辯論/4
  第三節 世界-歷史視角下的勞工抗爭:概念與理論框架/12
  第四節 研究策略/23
  第五節 20世紀的世界工人:本書概要/36
第二章 勞工運動與資本轉移/38
  第一節 汽車產業中勞工抗爭的世界-歷史模式/40
  第二節 從美國的弗林特到韓國的蔚山:汽車工人大罷工浪潮的歷史再現/43
  第三節 後福特主義的技術調整?/62
  第四節 邊界劃分和“精益-二元”生產模式的悖論/65
第三章 勞工運動與產品週期/70
  第一節 汽車產業的產品週期/72
  第二節 比較視角中的紡織工業產品週期/76
  第三節 產品週期、調整策略與運輸產業中的勞工抗爭/91
  第四節 一種新的產品調整策略?/96
  第五節 結論/114
第四章 勞工運動和世界政治/116
  第一節 世界大戰和勞工抗爭/117
  第二節 19世紀後期的全球化和現代勞工運動的興起/123
  第三節 國際和國內衝突的惡性循環/130
  第四節 勞工抗爭、世界大戰和殖民地世界的國家獨立/136
  第五節 美國霸權、大眾消費以及發展主義的社會契約/140
  第六節 從美國的霸權危機到世界勞工的危機/151
第五章 世界-歷史視角下當代勞工運動發展的動力機制/158
  第一節 一場沖向底線的競賽?/158
  第二節 南北差距的終結?/159
  第三節 工人結構性談判力量的削弱?/160
  第四節 戰爭與工人權利將何去何從?/163
  第五節 新勞工國際主義?/166
附錄一 世界勞工小組資料庫:概念化、測量方法與數據收集程式/169
附錄二 從報紙索引中記錄數據的說明/185
附錄三 國家的分類/191
參考文獻/192


章節試讀:

中文版前言

《勞工的力量》至今已經有超過11種語言的版本出版發行。能為中文版作序言我感到特別榮幸。中國漫長而重要的勞工鬥爭史對於形成我寫作本書的思路起到主要的作用。我衷心地希望中文版的讀者們能在這本書中找到概念和分析的框架,從而有助於理解當前和未來的中國和全球勞工運動的發展動態。我期待收到中文版的讀者們的回饋,並與讀者們進行許多有益的交流。
當《勞工的力量》在2003年首次以英文出版時,在關於勞工與全球化的文獻中存在的一個普遍的論點是,製造業在相對低收入國家(尤其是在中國)的迅猛發展,引發了世界範圍內工人之間的激烈競爭,從而導致福利狀況持續惡化,這就是所謂的“競次”論點。
在《勞工的力量》一書中,我強烈反對這一論點。我提出的一個針鋒相對的論點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資本轉移到哪里,勞工與資本之間的衝突很快就會跟到哪里。本書第二章和第三章描述了一個週期性重複出現的歷史模式,即資本為了找尋更為廉價且馴服的勞動力而不斷轉移到新的地理場所。然而,這並沒有導致簡單的“競次”現象,相反,其結果是在每一個新的資本喜好的生產地點創造出新的工人階級和興起強大的勞工運動。第二章以20世紀汽車工業為例描述了這一歷史模式:它追溯了汽車大生產連續不斷地拓展,從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發源地美國,到五六十年代的西歐,再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一組被稱為新興工業化的國家(以巴西、南非、韓國為代表)。雖然汽車公司在選擇每一個新的投資地點時在一定程度上是出於對廉價勞動力的預期,但是強大而有效的勞工運動很快就在這些新的投資地興起。第三章描述了19世紀和20世紀早期世界紡織工業的一個相似模式。總而言之,《勞工的力量》講述了世界工人階級(以及工人鬥爭展開的領域)隨著資本主義週期性地徹底改革自身,而被週期性地創造和重塑的世界勞工史。
《勞工的力量》出版之初正值全球製造業資本大規模轉移到中國。我認為,如果以往勞工運動發展的動力機制能夠作為預測未來趨勢的指南,那麼,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製造業迅速擴張的地方將出現強大的新的勞工運動,尤其是在中國。
20世紀90年代後期,中國已經有相當數量的工人抗議行動,不過這些抗議幾乎全部來自國有企業下崗工人,也就是那些在毛澤東時代所形成,卻在企業重組和市場改革中由於大規模裁員而被消解的工人階級。這種由於工人遭受資本主義“創造性破壞”的“破壞性”結果而引發的抗爭類型(我所說的“波蘭尼式的勞工抗爭”),是《勞工的力量》世界勞工抗爭敘事中很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
不過,《勞工的力量》第二章和第三章的主要論點是:資本到哪里,勞工和資本的衝突就會跟到哪里。這一論點所關注的是一種不同類型的勞工抗爭,我將其稱為“馬克思式的勞工抗爭”。這一類型的抗議是新興工人階級的抗議,往往在正經曆高速經濟增長的產業和地區興起。這些工人階級是由資本主義“創造性破壞”過程中的“創造性”一面所形成的。
移民工人在這一過程中起了核心作用,這可以從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美國,到五六十年代的西歐,再到七八十年代的巴西和南非的經歷中得到印證。周而復始地,大量湧入的移民工人(乍看起來似乎是無限供給的廉價勞動力)使迅速的工業化成為可能。通常第一代移民工人不反抗惡劣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但是第二代移民工人則成為大規模勞工鬥爭的骨幹力量,並且在爭取工人工作條件的改善上取得了顯著的進展。
這一新工人階級形成和抗議的敘事也能在當代中國的發展動態過程中得以體現。在從農村到城市的大規模移民的第一個十年間,從農村到沿海地區打工的年輕農民工很少會公開抗議。大多數的觀察家認為這些農民工事實上是中國農村地區無限供給的廉價勞動力的一部分。鑒於此,大多數觀察家預測,要指望這些工人公開地為他們自己的工資和工作條件而奮起抗爭(假設他們會的話),那也必將經歷一個漫長的過程。然而,大概從2004年開始,一輪罷工和抗議的浪潮席捲了珠江三角洲的工廠,這為我們“資本轉移到哪里,勞工與資本之間的衝突就會跟到哪里”的總論斷提供了新的證據支持。2010年夏天中國汽車配件廠和其他工廠的罷工潮為我們這一論斷提供了進一步的證據。
事實上,儘管遠非完全一致,2010年中國汽車工人的罷工和《勞工的力量》第二章中所描述的汽車工人從20世紀30年代到80年代的一系列罷工浪潮之間還是存在重要的相似之處。在所有這些罷工中:罷工的發生都出乎管理層的意料;第二代移民工人成為戰鬥的主力;罷工工人成功地使多家工廠的生產陷於停滯,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工人強大的工作場所的談判力量的結果。由於工人在複雜的勞工分工中佔據了戰略性地位,這一談判力量使工業大生產特別容易受局部停工和破壞的影響。例如,1936∼1937年美國通用汽車公司主要的發動機廠的罷工導致整個通用公司停產。類似地,2010年5月為本田汽車公司的四家整車組裝廠生產80%自動變速器的配件廠的一場罷工,威脅到本田公司在中國的整個運作。最後,本書第二章所討論的一系列罷工浪潮都使工人們贏得了重要勝利(包括工資上漲,工作條件得到改善,工會對一線工人的要求更有反應,以及集體談判制度的建立)。而且,這些勝利的影響已經超越了那些具體參與罷工的工廠。從許多方面講,這些勝利標誌著一個勞動關係新紀元的開始。
如果說我們正在進入一個勞動關係的新紀元,這對於中國和世界的工人來說意味著什麼呢?儘管在這一序言中我只能提供一些線索,但我希望中文版的讀者們能發現《勞工的力量》所提供的分析工具有價值,並運用這些工具找到他們自己對這個問題的詳細解答。
我們應該從哪里開始尋找答案呢?從歷史的角度看,資本家面對強大的工人運動已經作出了妥協讓步,例如提高工資,改善工作條件;但是資本家同時也在通過調整生產來尋求打破勞資力量的平衡,使之對資本有利。作為這些調整努力的副產品,世界範圍內的工人階級以及工人開展鬥爭的基礎也在週期性地發生變化。為了系統思考這些過程及其對工人運動的含義,《勞工的力量》歸納出四種資本面對強大工人運動而作出的普遍反應:(1)將生產地轉移到具有更為廉價和馴服勞動力的地方(我將其稱為空間調整);(2)改變生產組織和引進節約勞動力的技術,比如使用機器人(技術調整);(3)資本進入新的具有更高增加值的生產領域(產品調整);(4)資本完全從貿易/生產領域中轉移出來,進入金融和投機領域(金融調整)。
事實上,我們已經能夠在今天的中國看到前三種資本反應的跡象。關於空間調整,已經有大量的軼事證據顯示,沿海地區的一些勞動力密集型的加工製造業的工廠主已經在中國國內以及更貧窮的國家諸如越南和孟加拉尋找工資更低的生產場所。這一資本轉移的含義對於中國工人而言並非直截了當。相反,我們在對資本地理轉移的實際規模或影響作出結論之前需要謹慎。儘管在講述20世紀資本地理轉移時,我在本書中所關注的問題是勞動力成本和勞工控制,我也試圖闡明勞動力成本和控制並不是投資決策的唯一決定因素。否則,我們將無法解釋資本在高收入國家中的持續投資。事實上,廉價勞動力僅僅是近幾十年來資本在中國投資的部分原因。以規劃的工業區和市場網路為依託的聚群經濟,一支健康和受過教育的勞動力大軍(很大程度上是毛澤東時代公共健康和普及教育的遺產),發展良好的交通運輸和物流體系以及國內市場的規模,這些效應都構成了在中國投資的強烈的動機。事實上,隨著工人漲薪,市場的規模也會相應擴大,這對於以市場為導向的投資更有吸引力。
資本的地理轉移及其對勞工運動的影響是一個值得監測的重要過程。如果《勞工的力量》中所呈現的過去的發展規律與我們理解的未來的發展動態有關,我們可以預期即使資本發生了顯著轉移,也不會出現簡單的“競次”現象。最近關於越南成功罷工的報告再一次印證了我們關於資本到哪里,衝突就跟到哪里的論斷。同樣,資本在中國境內的地理轉移的主要影響將很有可能縮小中國國內的地區不平等,而並不是導致一個在中國國內的“競次”現象。
也有大量的軼事證據顯示資本家們用技術調整,比如引進節省勞動力的技術,來應對中國的勞工抗爭和上升的勞動力成本。例如,富士康最近宣佈計畫在未來三年內在其位於中國大陸的工廠堣瑗i100萬臺機器人。資本向更多使用節省勞動力的技術的轉移,將會怎樣影響中國和全球勞資力量的平衡?《勞工的力量》再一次認為,不論是空間調整還是技術調整,都沒有對工人的力量產生單向的影響。的確,使用節省勞動力的技術傾向於減少對勞動力的總體需求,從而削弱工人在勞動力市場中的談判力量。但是,這一趨勢也傾向於增強工人工作場所的談判力量,因為使用昂貴的機器增加了生產中的任何破壞行為給資本所造成的損失,包括那些由罷工和怠工所造成的損失。正如前文所討論過的,強大的工作場所的談判力量在汽車產業的五月罷工中得以體現,而汽車業是資本更為密集的產業之一。
不過,過去一個世紀以來在全世界範圍內普遍進行的採用節省勞動力的技術,導致了另外一個主要問題,也就是全球勞動力供給和需求之間越來越不匹配所導致的問題。資本主義摧毀既有生計的速度比創造出新的生計的速度快得多,從而產生了大量失業和不充分就業的工人。換句話說,我們正在經歷一場全世界的生計危機。如果不有意識地背離我們所知道的歷史資本主義,尤其是在過去兩個世紀席捲全球的、資本密集的、排斥勞動力的西方模式,那麼這場危機就難以解決。
也有顯著的軼事證據表明今日中國正在努力追求產品調整,這一點可以從中國有意識地努力使經濟重心轉向生產具有更高附加值的商品和服務上明顯看出來。儘管一些資本轉移到新的產品線的經濟活動一直都有發生,但《勞工的力量》第三章強調了兩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轉移,即19世紀和20世紀的主導產業(分別為紡織業和汽車業)的崛起和在全球的普及。我們發現,正如新的工人階級的形成和勞工抗爭的最重要的地理場所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轉移,作為對每一次空間調整的回應,最重要的產業領域久而久之也在隨著劃時代的產品調整而轉移。更具體地說,我們觀察到新的工人階級的形成和勞工抗爭的主要中心從19世紀的紡織工業轉移到20世紀的汽車工業。
儘管紡織和汽車工業在今天仍然十分重要,但沒有人會認為它們是21世紀的主導產業,即能夠為一輪主要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利潤的增長提供基礎。在本書第三章,我做了一些努力,試圖識別哪一個或哪一些產業有可能成為21世紀的新的主導產業,因為這可以幫助我們預測未來有可能成為最重要的形成工人階級和勞工運動力量的產業。當《勞工的力量》最初在2003年出版的時候,我們能夠識別正在經歷相對快速發展的新的工業活動,但是難以識別出一個像紡織業和汽車業這樣曾經擁有標誌性地位的主導產業。
然而,即使在那個時候也已經有證據表明,如果在21世紀要有另一輪世界範圍的、主要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就必須要超越資本密集、資源浪費(和依賴礦物燃料)的“美國發展模式”所固有的生態極限(或許也包括生計極限)。回想起來,不管綠色技術和可再生能源諸如風力和太陽能能否被看作21世紀的主導產業,從中國和其他國家政府在這些領域堜狶@的巨大投資可以清楚地看到,人們已經廣泛地認識到,20世紀的礦物燃料工業複合體(包括採用機械內燃的汽車工業)已經達到它的極限。
如果說第一個問題是21世紀的主導產業可能是什麼(假設的確還存在又一輪資本主義發展的主要階段),那麼第二個問題就是這一新的主導產業最有可能在哪里首先騰飛。對於在哪里這個問題的回答,對世界勞工運動的未來有著重要的含義。縱觀歷史,新的主導產業總是首先在富裕國家堭o以發展。紡織業創新的最初場所是在英國,汽車大生產則是在美國。而且,新興主導產業所創造的財富收益絕大部分由它們最初出現的地區所獲得。這一規律的結果就是重複製造全球收入與財富的不平等。可以不加修飾地說,在過去兩個世紀堙A富強的國家繼續保持富強,貧弱國家繼續保持貧弱。
這反過來對勞工運動有重要的含義。本書第二章表明,在整個20世紀,伴隨著每一次空間調整,十分相似的汽車工人運動在截然不同的國情下產生。然而,第三章發現,儘管資本到哪里,勞工與資本的衝突就跟到哪里,隨著連續的每一輪資本的地理轉移,衝突展開的陣地也在改變。換言之,與發達國家的工人運動相比,發展中國家的工人運動面臨著根本不同(和更加困難)的條件。
為了更清楚地闡明這一論點,我們有必要更深入地檢驗今日中國和美國新政之間的相似性(及相似性的有限性)。20世紀三四十年代發生在美國的具有高度破壞性的罷工浪潮(集中在大生產工業),其高潮促使勞工-資本-國家之間建立了社會契約關係,從而改善了所有美國工人,而不只是少數具有戰略性地位的工人的條件。雇主同意認可工會並穩定地提高工人的工資和福利,使其與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同步。美國政府則同意採取旨在保持高需求和低失業率的宏觀經濟政策。美國這一社會契約在二戰後的幾十年堣@直有效,直到20世紀80年代才被資本和美國政府打破。
是什麼條件允許在資本主義體系內維持如此穩定的、長期的社會契約?部分的解釋來源於美國即將成為20世紀主導產業的先鋒這一事實。在20世紀中期的工業大生產領域幾乎沒有國際競爭,因此高利潤十分普遍。這些高利潤使勞工-資本的協議得以保障。新的領導產業及其產生的高利潤也允許產生新的工作,從而彌補那些由於“技術調整”而失去的工作。
然而,到了20世紀七八十年代,許多國家(包括像巴西、南非和韓國等快速發展的中等收入國家)已經加入一般的工業大生產尤其是汽車大生產的行列中。就是在這個時期,這些國家也經歷了如同美國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所經歷的那般富有戰鬥性的勞工抗爭的浪潮。這些工人運動也同樣贏得了主要的勝利。但是,不像發生在美國的勞工抗爭運動,這些勝利通常是短暫的。美國作為創新者所獲得的高利潤率對於工業大生產的後來者們來說已經不復存在。
當中國(與巴西、南非、韓國相比更是如此)加入汽車和其他製造業大生產的全球競爭時,競爭的壓力已經變得很大,利潤率已經特別低。而且,當中國加入全球競爭時,這些行業已經日益成為資本密集型產業,因此,導致了一個矛盾現象,即在過去20年堙A中國在取得令人矚目的工業產量增長的同時,就業水準卻停滯不前。因此,我們不能期望去簡單重複美國所推行的社會契約,因為美國模式很重要的一個前提是,有一個正處於上升期的新的主導產業所帶來的罕見的高利潤來為其提供財政基礎。事實上,《勞工的力量》第四章的一個中心論點就是,儘管美國宣稱所有國家都能發展並達到美國的消費標準,二戰後幾十年堙A在美國盛行的大眾消費的社會契約是建立在使大多數世界工人無法享受到相同好處的基礎之上的。20世紀70年代世界資本主義的危機是第一個清楚的信號,表明美國大眾消費的社會契約無法被推廣到世界其他國家,否則將引起利潤率和生態可持續發展方面的嚴重危機。21世紀初期的資本主義的危機正在印證這一論點。
資本主義面對強大的勞工運動的第四種回應,即除了我們前面已經談到的空間調整、技術/組織調整和產品調整之外,就是金融調整(或者說資本從貿易和生產領域中流出而進入金融和投機領域)。第四章指出了自1870年以來具有廣泛金融調整特點的兩個時期。其中一個時期是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的頭幾十年(1929年的華爾街崩盤可作為其終點)。在最近幾十年(大致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們正在經歷另一個廣泛的金融調整或者說“金融擴張”時期。
物質擴張(在這一過程中資本主要流入貿易和生產領域而不是金融和投機領域)通常能夠增強勞工的力量。然而,正如第四章所示,無論一百年前還是今天,大規模的金融調整都嚴重削弱了世界工人運動。
與涉及生產地理位置的空間調整和產業地點的產品調整不同,金融調整是指資本家從生產投資領域中完全撤出。當然,技術調整(特別是當資本家採取節省勞動力的技術形式時)也促進了勞動力總需求的嚴重下降和世界範圍的主要的生計危機,不過,它們往往會增強那些仍被雇用的工人的工作場所的談判能力。金融調整則不然。事實上,無論是今天還是一百年前,金融化時期都是階級不平等急劇增加和財富再分配從勞工向資本大規模轉移的時期。
在20世紀初,這一日益嚴重的不平等導致了資本主義的雙重危機,即消費不足的危機(由於需求不足)和合法性危機(由於大規模失業和民生凋敝)。正如我們在第四章中所討論的,這一雙重危機,儘管最初瓦解了工人運動,最終卻在世界範圍內引發了高漲的、爆發性的抗議活動,波蘭尼式和馬克思式的勞工抗爭高潮同時湧現。
我們今天是否正在見證一場相似的危機和相似的反應?我們是否正處於又一個這一時期的邊緣,即一個世界範圍內高漲的和爆發性的抗議活動、波蘭尼式和馬克思式的勞工抗爭高潮同時湧現的時期?
今天,正如在20世紀前半期一樣,我們觀察到馬克思式和波蘭尼式的勞工抗爭並存的現象。我們看到馬克思式的抗爭,由於物質擴張(以及新工人階級的形成)而繼續在世界的某些地區發生,甚至在世界資本主義的主導趨勢是向金融和投機領域轉移的歷史時期也是如此(20世紀初的美國與過去幾十年的中國之間的相似之處再一次富有意義。兩者都在世界趨於資本主義金融化的時期經歷了一輪主要的物質擴張和新工人階級的形成)。但是,波蘭尼式的勞工抗爭(被“消解”的工人階級的抗議)大概是當前世界勞工的主導形式。眾多例子之一就是2011年在歐洲爆發的反緊縮的抗議活動,這些抗議活動是由主權債務危機驟然引發的,而這些主權債務危機是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已經開始的金融擴張所導致的債務危機長鏈條上的最新環節。
當前全球勞工抗爭浪潮將朝著什麼方向發展?要回答這個問題,世界政治動態發展機制需要被放到最突出的位置上。第四章著重分析了20世紀勞工運動的命運是如何與戰爭和地緣政治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它也展示了歷次金融擴張是如何與世界經濟和政治力量的地理中心的轉移相聯系的。因此,在19世紀後期和20世紀初期的金融擴張中,世界經濟和政治力量的中心從英國轉移到了美國。在當前的金融擴張中,世界經濟增長(“物質擴張”而不是資本主義的金融擴張)的中心轉移到了東亞。要從後者得出許多結論還為時過早,但有一點是清楚的,那就是,我們今天正處於美國的世界經濟和政治力量出現深刻危機的時期。
換句話說,從歷史上看,金融擴張時期就是現存全球秩序陷入深刻危機而新的全球秩序的輪廓開始浮現的時期。由舊轉新的過渡時期總是國家之間激烈衝突和產生暴力的時期,也是人類遭受巨大苦難的時期(想想20世紀前半期的情況)。雖然戰爭的性質已經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了巨大變化(這個觀點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得以闡述),勞工運動的軌跡仍然繼續與世界地緣政治的動態發展機制交織在一起。
解決世界範圍內日益嚴重的生計危機,避免國家之間的暴力和戰爭升級,是21世紀工人和世界公民所面臨的兩大關鍵性挑戰。在歷史上,工人的鬥爭在應對此類挑戰中都發揮了關鍵作用。確實,如果世界能在不遠的將來走上一條更公平、更可持續也更加和平的發展道路,中國工人正在進行的為爭取尊嚴和正義的鬥爭無疑將在其中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

貝弗堙PJ.西爾弗教授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學系
美國馬媊鶡{巴爾的摩市


前言和致謝

本書的緣起可以追溯到大約20年前為參加第七次世界體系政治經濟學會議而與喬萬尼·阿埵N(Giovanni Arrighi)共同提交的一篇會議論文,那次會議由查爾斯·伯奎斯特(Charles Bergquist)組織,在杜克大學舉行。那篇論文題目為《勞工運動與資本流動:世界—歷史視角下的美國與西歐》(“Labor Movements and Capital Mobility: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 in World-Historical Perspective”),這是我們最初嘗試去理解不同國家的勞工運動是如何通過世界經濟進程尤其是資本的跨國轉移,而互相聯繫在一起的努力。這些年來,這第一顆種子與其他種子融合在一起生長,併發展成為現在這本書。在寫作本書的整個過程中,與喬萬尼·阿埵N的持續不斷的交流為本書最終成型留下了無法磨滅的印記。因此,我首先要在學術上對喬萬尼·阿埵N致以深深的謝意。
我還要感謝世界勞工研究小組的朋友們,這個小組的教授和研究生們在20世紀80年代定期在賓漢姆頓大學(Binghamton University)的費爾南·布羅代爾中心(Fernand Braudel Center)舉行聚會。除了我自己,這個小組的成員還有喬萬尼·阿埵N、馬克·貝蒂爾(Mark Beittel)、約翰·卡斯帕奡窗]John Casparis)、傑米·F.丹格勒(Jamie Faricellia Dangler)、梅爾文·杜波夫斯基(Melvyn Dubofsky)、羅貝托·P.庫茲涅威茨(Roberto Patricio Korzeniewicz)、唐納德·凱特力特(Donald Quataert)和馬克·塞爾登(Mark Selden)。正是在這個小組的討論過程中,我們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要從全球的和歷史的視角來認真研究勞工運動,需要取得新的類型的數據,而這些數據在已有文獻中尚不存在。1986年,研究小組投入大規模的數據收集專案中,並開始建立世界勞工小組資料庫〔World Labor Group (WLG) database〕,本書即是建立在這一資料庫的基礎之上的。
不久,我們便發現組建這個資料庫需要投入相當大的精力,還要冒難以完成的風險。為了能夠在這個專案中投入更多的時間,我放棄了之前一直努力在做的博士論文題目,轉成做一篇與世界勞工小組資料庫組建和分析相關的題目。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我的論文答辯委員會主席特倫斯·霍普金斯(Terence K.Hopkins, 1928∼1997)為本書的最終成型留下了深刻的印記。我還要感謝我的論文答辯委員會的另一位成員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他在整個專案過程中總是為我提供建議和支持。
我來到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不久,就和三名研究生一起成立了一個研究小組,他們是布魯斯·波多布尼卡(Bruce Podobnik)、馬華·薩卡爾(Mahua Sarkar)和內蒂·雷格特斯(Nettie Legters)。1993年我們定期會面,並於那個年底在社會科學史學會(the Social Science History Association)的年會上發表了我們的研究成果。我也越來越確信最富有成效的一種研究方式就是通過對全球幾個行業的比較分析來有效推進這個專案。正是在這個小組的這種研究和探討的背景下,我開始朝著本書的比較研究的框架邁出第一步,並最終形成了第三章。
這個比較全球工業的研究專案部分得到了國家科學基金社會學專案(1993年)的資金支持。這一資助加上1989年的世界社會基金會(蘇黎世)的資助,在幾個關鍵時刻為這個專案提供了重要的物質鼓勵和精神支持。
在過去十年中,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許多研究生和本科生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和我一起為這個專案而工作,包括幫助我更新和擴展WLG資料庫。我在此衷心感謝他們所有的人,雖然我也為不能一一列出所有需要感謝的人的名字而深表遺憾。
20世紀90年代,我投入到另外一個大型的研究專案中,使這本書在加速完成的道路上不得不有所繞行,不過也讓我有機會更加深入地思考社會動盪與世界政治發展之間的關係。這個專案早在費爾南·布羅代爾中心關於世界霸權比較的研究工作小組時期就開始運作了,其成果集中體現在《現代世界體系的混沌與治理》(Minnesota, 1999)一書中。我認為這次繞行,使我在本書中對勞工運動、戰爭和世界政治之間關係的分析更加深入。
我要感謝許許多多在2001年春天和夏天閱讀了本書手稿並提供了詳細的評論、建議和支持的人們,他們包括:喬萬尼·阿埵N、約翰·馬爾科夫(John Markoff)、拉維?帕拉特(Ravi Palat)、列奧·帕尼奇(Leo Panitch)、薩斯基亞·薩森(Saskia Sassen)、蘇耀昌(Alvin So)、悉尼·塔羅(Sidney Tarrow)和許寶強(Po-Keung Hui)等。我還要感謝2001年春天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比較與世界—歷史社會學研討班上的研究生們所提出的有益的評論。作為對這些回饋的回應,我對本書許多地方的論點做了進一步明確和推進(我覺得有很大程度上的提升)。我還要感謝大衛·哈維(David Harvey),他建議使用現在這個書名。
本書的時間跨度是從19世紀晚期開始直至現在。任何作者在寫書的時候只要涉及當下,就會受到一種強烈的誘惑去不斷追趕最近的焦點問題。本書初稿完成於2001年3月,也就是在“9·11”事件之前。本書於2002年春天進入編輯製作,也就是在當年秋天美國西海岸碼頭工人大型勞工抗爭爆發之前。在“9·11”事件之後,我在第一章增加了一段,在第五章加了一個註腳。但是,我還是想今後有機會的話就勞工抗爭與“反恐戰爭”的關係多寫點東西,“9·11”事件以及它所帶來的影響已經證實了本書的一個中心論點,即工人運動的軌跡已經深深地嵌入戰爭與世界政治的發展中。同樣地,2002年在碼頭工人中爆發的抗爭,也值得我們花精力進行分析,這次事件同樣印證了本書的另一個中心論點,也就是運輸工人已經而且將繼續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和世界勞工運動中佔據戰略性地位。毫無疑問,在本書付印和呈現給讀者之前,新的熱點問題將會讓我產生繼續深入關注本書有關論據的衝動,但是我希望運用本書所展現的概念性框架來幫助我們理解現在和將來的勞工運動。
本書獻給我的父母羅伯特(Robert)與羅斯·西爾弗(Rose Silver),他們總是相信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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