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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常的人
 叢書名稱: 法蘭西學院課程系列
 作  者: (法)米歇爾•福柯
 出版單位: 上海人民
 出版日期: 2018.11
 進貨日期: 2019/5/15
 ISBN: 9787208155084
 開  本: 32 開    
 定  價: 488
 售  價: 390
  會 員 價: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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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在這本書中,我們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福柯一以貫之的批判精神,對現存秩序和知識體系的質疑。福柯以一種小心翼翼的自我控制、自我約束的方法,盡可能地站在“邊緣”對“中心”發動批判。


內容簡介:

通過梳理歷史發展脈絡,福柯找出西方社會中三類不正常的人:自古羅馬時代即有的畸形人,17-18世紀的需要改造的人以及18世紀末的手淫的兒童。到了19世紀,這三類人一同被建構為“不正常的人”,成為社會的危險,也成為法律、教育、醫學、精神病學的知識和權力的物件。
福柯向我們展示了規範化權力如何出現、它的形成以及它得以安置的方式。它從不只依靠一種制度,通而是過各種方式,在不同的制度中建立起來,*終在西方社會中擴展了它的統治權。


作者簡介:

蜜雪兒•福柯(1926年10月15日-1984年6月25日),法國哲學家和歷史學家。他對文學評論及其理論、哲學、批評理論、歷史學、科學史(尤其醫學史)、批評教育學和知識社會學有很大的影響。


圖書目錄:

1 譯者的話 “不正常的人”的譜系

1 前言

3 1975 年1 月8 日

刑事精神病學鑒定——它屬於何種話語?——真理話語和使人發笑的話語——18 世紀刑法中的法定證據——改革者——內心確信原則——減輕情節——真理與正義之間的關係——權力機制中的怪誕——犯罪的心理學—倫理對偶——鑒定指出個人如何在犯罪之前就表現出會這樣犯罪——規範化權力的出現



38 1975 年1 月15 日

瘋癲與犯罪——邪惡與純潔——危險的人——精神病學鑒定人只可能是于布王式人物——精神病學的認識論水準與它在法醫鑒定中的退化——醫學權力與司法權力之間爭端的結束——鑒定與不正常的人—— 對退化概念的批評——對麻風病人的排斥與對鼠疫病人的容納——權力的積極技術(technologies positives) 的發明——符合規範的人和病態的人(pathologique)



68 1975年1月22日

三個形象構建了不正常的領域:畸形人;需要改造的個人;手淫的兒童——性器官畸形的人使畸形人和性心理不正常的人相通——三種形象的發展史——這三種形象歷史重要性的翻轉——畸形人的法律概念——關於畸形人的神聖的胚胎學和法律—生物理論——連體兄弟——陰陽人(hermaphrodite): 次要的情況——瑪麗· 勒瑪爾西斯(Marie lemarcis) 事件——安娜·葛朗讓(anne grandjean)事件



101 1975年1月29日

道德的畸形——古典法律中的犯罪——酷刑的宏大場景——權力機制的轉變——懲罰權力儀式性運用的消失——論犯罪的病理學本質——政治畸形——畸形的夫婦:路易十六和瑪麗—安托瓦內特(Marieantoinette)——雅各賓派(暴政)和反雅各賓派(起義的人民)文學中的畸形——亂倫和吃人



137 1975年2月5日

吃人妖魔的國家——從畸形到不正常的人——犯罪精神病學的三個奠基的大畸形——圍繞缺乏利益這個概念的醫學權力和司法權力——制度化的精神病學作為公共衛生的專門化分支和社會保護的特殊領域——瘋癲被編碼為社會危險——無理由的犯罪和精神病學創立的歷程——昂裡埃特·科尼耶案件——本能的發現



172 1975年2月12日

本能作為無利益和無法懲罰的犯罪的可理解性框架——從本能的問題化出發,精神病學知識和權力的擴張——1838 年的法律以及精神病學在公共安全領域中要求扮演的角色——精神病學和行政的控制,家庭對精神病學的要求,在個人之間建立精神病學—政治的區分器——自覺和不自覺,本能和自動性的軸線——症狀學領域的爆發——精神病學成為關於不正常的人的科學和技術——不正常的人:一個重大的干預領域



209 1975年2月19日

不正常這個領域被性的問題穿越——基督教過去的坦白(aveu)儀式——從事先規定的懺悔到贖罪的聖事——教士守則的發展——路易·阿貝爾(louis Habert)的“贖罪聖事的實踐”以及夏爾·博羅梅奧(Charles Borromee) 的“對懺悔導師的指示”——從懺悔到精神指導——生活在懺悔中的雙重話語篩檢程式——特倫托公會議(concile de Trente)之後的坦白——第六條戒律:皮埃爾·米拉爾(Pierre Milhard) 和路易·阿貝爾的提問模式——在贖罪和精神實踐內部出現快樂的和欲望的肉體



252 1975年2月26日

新的審查程式:把身體貶低為肉體,並通過肉體使身體產生犯罪感——良心指導,天主教神秘主義的發展和著魔(possession)現象——著魔和巫術之間的區分——魯頓(loudun)的著魔——驚厥作為著魔的女人身體中的戰鬥的可見的和形體的形式——著魔者的問題及其驚厥沒有被納入疾病的歷史——反驚厥:懺悔和良心指導的風格的調整;向醫學的求助;向17 世紀的紀律和教育系統的求助——驚厥作為精神疾病的神經病學的模式



292 1975年3月5日

在關於肉體的基督教話語和性心理病理學之間的手淫問題——手淫體質化(somatisation)的三種形式——童年被指定承擔病理學的責任——青春期以前的手淫和成人的誘惑:來自外部的過錯——家庭空間和控制的新組織:取消仲介,家長的身體直接作用于兒童的身體——家庭文化的變遷——新家庭的醫學化和兒童向基督教的懺悔技術的繼承者醫生進行坦白——為了防止手淫而採用的固定肢體的方法, 對兒童造成的醫學折磨——單細胞家庭(famille cellulaire)的建構,它負責兒童的身體和生活—— 自然教育和國家教育



336 1975 年3 月12 日

使關於亂倫的精神分析理論(危險來自兒童的欲望) 被市民家庭接受的東西——城市無產階級的規範化和工人家庭的最優化安排(危險來自父親和兄弟)—— 兩種亂倫理論——不正常的人的既往史:精神病學— 法律的結合和精神病學—家庭的結合——關於性的提問方式和針對其不規則的分析——本能和性的孿生理論作為精神病學的認識論—政治任務——在性心理病理學的源頭(海因裡希· 卡恩)——從本能和性幻想的歷史出發的瘋癲的病因學——士兵貝爾特朗(Bertrand)事件



369 1975 年3 月19 日

一個混合的形象:畸形、手淫者和無法被教育規範體系接受的人——夏爾· 茹伊(Charles Rouy)事件和與新的控制和權力系統連接在一起的家庭——兒童作為精神病學知識和權力普遍化的歷史條件——幼兒的精神病學化和一種關於正常和不正常行為的科學的建構——19世紀下半葉的精神病學理論的宏大建構——精神病學和種族主義;精神病學和保衛社會



409 課程概要



419 授課情況簡介


章節試讀:

1975年1月8日

刑事精神病學鑒定——它屬於何種話語?——真理話語和使人發笑的話語——18世紀刑法中的法定證據一一改革者一一內心確信原則一一減輕情節一一真理與正義之間的關係一一權力機制中的怪誕一一犯事的心理學一倫理對偶一一鑒定指出個人如何在犯罪之前就表現出會這樣犯罪——規範化權力的出現



在今年課程的開始,我想首先給你們念兩份刑事精神病學鑒定的報告。我直接讀。第一份是1955年的,正好距今20年。簽署它的是一位至少在那些年赫赫有名的精神病學家中的一位,所涉及的事件在座諸位中可能有人還記得。這是一個女人和她的情人的故事,他們殺死了那個女人的小女兒。這個男子,即母親的情人,被控告為謀殺的同謀,或者教唆了對孩子的謀殺;因為已經證明是這個女人自己親手殺死了自己的孩子。這就是對那個男子所做的精神病學鑒定,如果你們同意,我把他稱作A,因為我一直不能確定在何種程度上公佈它是合法的,不管名字了,下面就是醫學司法鑒定。



“專家們發現自己確實很難表述他們對A 的心理學判斷, 因為他們不能在這個人的道德罪行問題上作決斷。儘管如此, 人們還是可以在這樣的假設中進行推理,據此假設,A 以某種方式對L 這個女子的精神造成一種影響,這種影響也許促使她殺死了自己的孩子。在這個假設中,看我們如何想像事件和人物。A 屬於一個魚龍混雜很不穩定的階層。他是個私生子,由母親養大,很晚才被其父承認,並有了一些同父異母的兄弟, 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家庭和諧。更糟的是,父親死了,他又獨自和母親在一起,她母親的境況相當困窘。儘管如此,他仍被要求讀中學,其出身會對他的自尊心產生影響。大體上說,他這一類的人總是感到沒有很好地被他們所處的世界接受;從這裡就產生了對反常思想和對一切導致混亂之物的信仰。在一種有些革命的思想氣氛中——〔我提醒你們這是在1955 年〕——他們覺得比在一種審慎的環境和哲學中感到更加自在。這是所有文化革新,所有這些社團的歷史;這是聖日爾曼區的、存在主義等的歷史。在所有這些運動中,一些真正強有力的人格顯現出來,特別是那些保持了某種適應性感覺的人。這樣,他們就能成名並建立穩定的流派。但是許多人不能從平庸中一鳴驚人,而尋求通過服飾的誇張或這類稀奇古怪的舉止來吸引別人的注意。人們在他們身上可以找到阿爾西比亞德主義3 和艾羅斯特拉德主義。當然,他們不再割掉他們的狗的尾巴,也不去燒毀艾菲索斯(ephese)神廟,但他們有時由於仇恨而與資產階級的道德決裂,以至於否定其法律並最終由於個性的膨脹而走向犯罪,這個人格在本源上越平庸就滑得越遠。理所當然,在所有這一切中都有某種包法利主義的成分,人具有某種能力,把自己設想為其他人,比自己的本性更美更偉大。這就是為什麼A 可以把自己設想為一個超人。此外,令人好奇的是他抵制了軍隊的影響。他自己說在聖西爾的經歷形成了他的性格。似乎軍服並沒有太使阿爾加隆的態度規範化。而且,他總是急著要離開軍隊去做那些荒唐事。A 的另一個心理特徵〔即在包法利主義、阿爾西比亞德主義和艾羅斯特拉德主義之後〕是唐璜主義。他把所有的閒置時間完全用來收集情婦,主要是像L 這樣的輕浮女子。然而,出於一種品位的偏差,她們只接受過最初的教育,他對她們說的話,她們很難聽懂。他喜歡在她們面前發揮‘異乎尋常’的反常思想,‘異乎尋常’這個詞是用的福樓拜的拼寫,一些人驚訝得合不攏嘴, 另一些則似聽非聽。正如同對於其生活和智力狀態來說過於早熟的文化對A 沒什麼好處一樣,L 以一種既滑稽又悲劇性的方式對他亦步亦趨。這是一種層次更低的包法利主義。她鑽入A 的反常思想之中,可以說受到了這些反常思想的腐蝕毒害。她似乎到達了一個更高的精神層次。A 對她說起,一對伴侶為了建立不可分離的關係,一起做一些不尋常的事情是必須的:例如殺死一個計程車司機;沒有任何目的或者為了證明進行決斷的能力而殺死一個孩子。L 這個女子就決定殺死卡特琳娜。這至少是這個姑娘的判斷。即使A 不完全接受,至少他並沒有徹底推翻這個說法,因為他承認在她面前,也許是不小心,發揮了一些反常思想,而她由於缺乏批判精神,把這些反常思想當作了行為的準則。這樣,即使不對A 的犯罪事實和程度下決斷,我們也能理解為什麼他的影響對L 姑娘可以是有害的。但我們的問題卻主要是研究從刑法的角度看A 的責任是什麼。我們還懇切地要求不要誤解這些措詞。我們探索的不是A 在L 姑娘的罪行中佔有什麼道德責任:這是法官和陪審員的事。我們所研究的僅僅是在法醫學上,他在性格上的不正常是否有病理上的根源。這些不正常是否導致了精神混亂,足以影響刑法責任。當然,回答將是否定性的。A 沒有完成軍事學校的學習, 在愛情上有過錯,週末開小差,當然這都是錯誤的,但他的反常思想卻並不屬於譫妄。當然,如果A 不是簡單地在L 姑娘面前不謹慎地發揮了一些對於她來說過於複雜的理論,如果他有意推動對孩子的謀殺,或是為了擺脫她,或是為了證明自己說服人的力量,或者如同唐璜在窮人那一幕8 裡面那樣僅僅是一個邪惡的遊戲。除了以一種附有條件的形式,我們不能以別的方式表達我們的結論。這些結論可能受到來自各個方面的攻擊,在案件中我們要冒這樣的風險:人們批評我們超越了職權,僭越了陪審團的職能,肯定或否定被告狹義上的罪責,或者,必要時我們乾巴巴地說如下的話就夠了:即A 沒有表現出任何精神病的症狀,總體上說,他負完全責任。如果這樣說, 人們又會批評我們過分簡單。”



這就是1955 年的一個文本。這些檔太長了,請原諒(但你們最後會馬上明白它們是有用的);現在我還想摘錄其他一些簡短得多的,或者,最好是這個關於在性的案件中被控告勒索的三個男人的報告。9 我將讀至少對其中兩個人的 報告。



其中一個,我們把它稱為X,“智力上,雖不出眾,但也不愚笨;他的思維連貫而且記憶力很好。道德上,從12 歲或13 歲開始他就是同性戀,這個罪惡最初僅僅是他在童年時所遭受的愚弄的補償,它是在芒什〔省〕由兒童救濟院養大的。也許,女性化的舉止加重了他同性戀的傾向,然而使他走向敲詐勒索的是對利益的貪欲。X 完全是不道德的,厚顏無恥,甚至多嘴多舌。如果在三千年前,他一定住在索多姆,天火正好會懲罰他的罪惡。必須認識到Y〔他是敲詐的物件〕也應當受到同樣的懲罰。因為畢竟他年歲大一些,相對有錢一些,他除了把X 安排到一個同性戀的夜總會中之外沒有對他提出什麼別的建議,他是這家夜總會的出納,逐漸收回在這樁交易中的投資。這個Y,同時或交替著是X 的情夫或情婦,我們不清楚, 他讓人蔑視和噁心地唆使X 去愛Z。必須要看到這一個和另一個的女性化舉止才能理解要用的這個詞,當所指的是如此女性化的兩個男人時,那他們應當住的地方就不是索多姆,而是戈摩爾了”。



我還可以繼續。對於Z:“這是一個相當平庸的人,是與他們對立的,記憶力很好,思維連貫。道德上,這是個厚顏無恥、不道德的人。他沉溺于淫蕩行為之中,這些行為是狡猾而遲疑的。針對他必須完全運用ma.otique〔寫作m.a.i.o.t.i.q.u.e,某個與繈褓有關的詞,也許!〕。但是他的性格中最突出的特點是懶,沒有任何形容詞能夠表示其程度。在一個夜總會裡換唱片和找客人顯然比真正的工作輕鬆。此外他還認識到他出於物質上的必要和對利益的貪欲而成為了同性戀,而且因為有了對金錢的欲望,他堅持這種生活方式。” 結論:“他尤其令人厭惡。”



你們明白了關於這類話語既沒有什麼可說的,但同時又有很多東西要說。因為無論如何,在一個像我們這樣的社會中, 很少有同時擁有三種屬性的話語。第一個屬性,能夠直接或間接決定一個司法裁決,不管怎樣,這個裁決關係到一個人的自由或監禁。其極限(我們將看到一些實例)是生存和死亡。因此,在其極限上,這是掌握生死大權的話語。第二個屬性:這些話語憑什麼掌握這個權力?可能是憑藉司法制度,但它們掌握這個權力也是因為它們在司法制度中作為真理話語來運轉, 之所以是真理話語是因為它是有科學資格的話語,或者作為專門由具有資格的人在科學制度內部系統闡述的話語。可以殺人的話語,真理話語,和使人發笑的話語——你們可以證明這一點。使人發笑和擁有殺人的制度化權力的真理話語,無論如何,在我們的社會中,這是值得注意的話語。何況,某些這類鑒定,特別是第一個,關係到(你們都看到了)相對嚴重的案件,因此也相對較少,相反,第二個案件(它發生在1974 年,也就是去年),它顯然是我們要討論的刑事司法問題的一碟日常小菜,我要談談所有歸法院審判的人。這個殺人並使人發笑的真理的日常話語,它就在那裡,甚至在司法制度的核心。



司法真理的運轉不僅成為問題,而且引人發笑,這不是第一次了。你們知道,在18 世紀末(我記得兩年前曾經給你們說過12)的刑法實踐中,人們提出證據的方式既惹人譏笑又招致批評。你們還記得,這種繁瑣的算術的證據,在18 世紀的刑法中,人們當時稱之為司法證據(preuve judiciaire)和法定證據(preuve legale),這裡面人們區分了整個證據的等級,這些證據在質上和在量上都進行過加權計算。13 有完整的證據和不完整的證據,充分證據和半充分證據,完全證據和半證據,形跡(indices)和副證(adminicules)。然後, 人們把所有這些證明的要素組合起來,加起來,達到證據的某個量,法律或者說慣例把這個量確定為定罪最低必要的量。從這個時刻開始,法庭必須從這個算術出發,從這個證據的計算出發進行判決。在其判決中,法庭至少在某種程度上與這種證據的算術相聯繫。在這種對證據的性質和數量上的法律規定和確證之外,在這種論證的法律形式化之外,還有這樣一個原則,根據它,必須按照收集起來的證據的數量來成比例地確定懲罰。這就是說,這樣說是不夠的:為了確定懲罰,必須有一個充分的、完全的、完整的證據。古典法律說:如果證據加起來的結果不夠人們可以進行完全處罰的最低限度,如果這個加法以某種方式懸而未決,如果人們僅僅只有四分之三的證據, 加起來不到一個充分證據,這並不意味著不應當進行懲罰。四分之三的證據,四分之三的懲罰;一半證據,一半懲罰。14 換一種說法,人不可能被懷疑而不受懲罰。最小的證明材料,或者,無論如何,某種程度的證明足以導致某種程度的懲罰。正是這種關於真實性的訴訟程式在18 世紀末的改良主義者那裡(無論是在伏爾泰、貝卡裡亞〔Beccaria〕,還是像塞爾文〔Servan〕、杜巴蒂〔Dupaty〕那樣的人那裡)招致了批評和譏諷。



針對這種法律證據的體系,證明的算術體系,人們提出了我們稱之為內心確信(intime conviction)16 的原則;今天,當我們看這個原則運轉的時候,當我們看到它所造成的人們的反應的時候,我們有一個印象,即它允許判刑而不用證據。但是,老實說,內心確信原則在18 世紀末提出來並制度化的時候,有其十分確切的歷史意義。



第一,即:人們再也不能在沒有達成完全肯定的時候判刑。也就是說在證明和刑罰之間不再有比例關係。刑罰要麼完全,要麼絕不合乎法律,不完整的證據不能導致部分刑罰。一個刑罰,無論它多麼輕,只要被告犯罪的證據沒有全部、完整、徹底、充分地得到確認,都不能被判決。這是內心確信原則的第一個意義:法官只能在內心完全確信而不是僅僅懷疑罪行成立的情況下才能判刑。



第二,這個原則的意義是:只有法律規定和確定資格的證據才能有效。但是,只要它有說服力(也就是說,只要它的性質得到能夠認識真實、能夠對真實性進行判斷的頭腦的贊同), 每一個證據就都必須能夠被接受。不是證據的合法性,不是其與法律的一致性,而是證明力(demonstrativite)使它成為證據。正是證據的證明力使它成為可接受的。



最後是內心確信原則的第三個意義:人們承認證明成立所依據的標準不是有效證據的規範表格,而是確信:任意一個主體,即不同主體的確信。只要他是進行思考的個人,只要他可以認識並接受真實。也就是說,通過內心確信原則,我們從繁瑣算術和可笑的古典證據體制,過渡到對於設想為一般的主體來說是真實性的普遍體制,體面的體制,匿名的體制。



實際上,司法似乎是從18 世紀起服從於這個普遍真實性的體制。在它實際得到運用的方式中,事實上也遮蔽了兩個現象;它遮蔽了兩個重要的事實或實踐。我認為,相對內心確信原則嚴格而普遍的表達,它們既構成對司法中真實性的現實操作,又使它失去平衡。



首先,你們事實上都知道,雖然根據原則法官任何時候都不應當在沒有得到證實,達成內心確信之前判刑,但在實踐中,在確認的程度和進行懲罰的嚴厲性之間總是存在某種比例關係。你們知道得很清楚,當人們不能完全肯定一樁不法行為或罪行的時候,(無論他是法官還是陪審員)都傾向於把他這種不確定轉換成減輕懲罰。與一個不完全的確認相對應的,實際上是一個稍微或大大減輕的刑罰,但終究總是一個刑罰。也就是說,甚至在我們的體系之中,儘管有內心確信原則,仍然有可觀的推定案件從來不是完全不被懲罰的。正是以這種方式,減輕情節(circonstances attenuantes) 發揮其功能。



減輕情節在原則上其目的是什麼?一般來說,是用來調節在1810 年刑法典中制定的法律的嚴厲性。1832 年的立法者確定減輕情節的時候,他們的真正目的不是允許緩和刑罰;而是正好相反,為了防止當陪審團不願意完全嚴格地執行法律的時候太過經常作出的無罪判決。尤其是在殺嬰案中,外省的陪審團習慣完全不定罪,因為如果定罪,他們就必須執行法律, 那就是死刑。為了不判死刑,他們就判無罪。在1832 年,為了給陪審團和刑事司法有一個恰當的嚴厲度,人們給了陪審團通過減輕情節調節法律實施的可能性。



但是實際上,在這個立法者清楚的目的後面發生了什麼呢?陪審團的嚴厲性增強了。但是又產生了這樣的情形,即從這裡出發,人們可以繞過內心確信的原則。當陪審員在要對某個人的犯罪與否進行判決時,對於罪行,人們有很多證據,但還不能確信,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就運用減輕情節的原則,判處一個比法律預定的刑罰稍微或大大減輕的懲罰。推定以及推定的程度就這樣進入了刑罰的嚴厲度之中。



戈德曼(Goldman)案件已經過去幾個星期了,之所以醜聞在司法制度內部爆發了,之所以要求判刑的總檢察長在陪審團的判決面前表現出驚訝,實際上是因為陪審團沒有如此操作。這種操作本來是完全違反法律的,它要求當人們不是非常肯定的時候就運用減輕情節。在戈德曼一案中,發生了什麼呢?陪審團實際上實踐了內心確信原則,或者,如果你們願意,即使沒有實踐這個原則,那它也實踐了法律本身。也就是說,它認為它有內心確信,它就判處檢察官要求的刑罰。然而,檢察官已經如此習慣於看到這樣的情形:當還有一些疑問的時候,人們就不完全按照檢察官的公訴狀來判決,而是判處更低等級的刑罰,因此檢察官自己被判罰的嚴厲程度驚呆了。在驚訝之中,他暴露了這種完全不合法的運用,它與把減輕情節用來表明陪審團的不確定的原則相反。原則上,減輕情節永遠不能用來標明陪審團的不確定;如果還有不確定,就僅僅只能宣告無罪。實際上,在內心確信原則背後,如同在古老的法律證據體系中一樣,有一種實踐繼續根據證據的不確定來調節處罰。



另一種操作也同樣導致對內心確信原則的扭曲,並恢復了某種屬於法定證據範疇的東西。總之,根據某些特徵,它類似人們在18 世紀的司法中看到的運轉方式。這種半恢復,這種偽恢復,當然不是恢復證據的算術,而是如下事實(與內心確信原則相反,它要求所有的證據,所有可能收集到的證據都要提交,只有審判者,法官或陪審員的良心和意識對它們進行權衡):某些證據自身有權力的效果和證明的價值,有一些比其他的效果和價值更大,而這與它們自身的推理結構無關。如果不是根據它們的推理結構,那麼根據什麼呢?根據陳述它們的主體。這樣的話,例如,在當前的法國司法體系中,警方的報告或員警的證詞相對其他所有報告和證詞都有某種優越性,因為它們是由宣誓效忠的警方公務員陳述的。另一方面,專家的報告(只要其專家的身份賦予那些講述它的人一種科學性的價值或科學性的身份)相對於司法論證的所有其他要素有某種優越性。這不是古典法律直至18 世紀末所理解的法定證據,而是有特權的司法陳述,它們包括對真實性的身份推定,這種根據陳述的人來進行的推定是內在於陳述的。簡單地說,這是一些具有真實性和權力效果的陳述,這些效果是它們特有的:在司法真實性的生產中某些陳述的某種超合法性。



關於這個真理—正義的關係我想多說兩句,因為,很明顯,這是西方哲學的一個根本主題。19 總之,這是所有司法、政治和批評話語最直接最根本的前提之一,即在真實陳述和司法實踐之間存在著本質的歸屬關係。一方面其目的在於解決爭議問題的制度,以及另一方面有資格來陳述真實的制度,在兩者前來相會的點上,簡單地說,在法院和學者相會的點上,在司法制度和醫學或整體科學知識相交的點上,在這個點上,一些陳述系統地闡述出來,它們有真理話語的身份,有相當的司法效果,然而它們還有一個奇特的屬性,即它們不符合構成科學話語的哪怕最基本的所有規則,也不符合法律規則,正如我剛才給你們念的文本,它們是怪誕的,在這個詞的嚴格意義上。



怪誕的文本——當我說“怪誕”的時候,如果不是在絕對的嚴格意義上,那我也是在至少有些嚴密或嚴肅的意義上使用這個詞。我用“怪誕”來稱呼這樣的事實,某種話語或某個個人由於身份而獲取權力的效果,而它們內在的品質卻本應剝奪這個效果。怪誕,或者如果你們願意,“于布王式的”20,這不是簡單地歸於辱?的範疇,這也不是一個辱?人的形容詞, 我也不願意在這個意義上使用這個詞。我認為有一個精確的範疇:總之,我們應當確定一個歷史—政治分析的精確範疇,即怪誕或于布王式的範疇。于布王式的恐怖,怪誕的統治權,或者用其它更嚴肅的字眼說就是,權力效果的最大化是從生產它的人喪失資格開始的:我認為,這不是權力歷史中的特殊情況,這不是機械故障。我覺得這是構成權力機制固有之一部分的一個齒輪。至少在某些社會中,無論如何在我們的社會中, 政治權力可以給自己、實際上已經給自己提供了這樣的可能性:在某個被醜陋、無恥或可笑使其明顯、清楚、自願地喪失資格的角落裡傳遞其效力,甚至找到這些效力的根源。總之, 這個權力的怪誕機制,或者權力機制中的這個怪誕齒輪,在我們社會的政治結構和功能中是非常古老的。在羅馬歷史中,你們就能看到明顯的例子,特別是在羅馬帝國的歷史中,在那裡,如果說治理這個詞不準確,至少這是一種統治的方式,在初始點上,在所有權力效力集于皇帝一個人身上的時候,這種幾乎戲劇性的資格喪失了;這種資格的喪失使他成為君權(majestas),這種相比其他所有權力更大的權力的持有者, 它同時在他身上,在他的人格上,在他的肉體現實上、在他的服裝上、在他的舉止上、在他的身體上,在他的性上、在他的存在方式上是一個無恥的、怪誕的、可笑的角色。從尼祿a 到巴斯亞努斯,怪誕的權力,無恥的統治權的齒輪和功能一直在羅馬帝國的運轉中得以實現。



怪誕,這是專斷統治權的本質手法之一。但你們還知道,怪誕是行政權力運行中的一個內在手法。由於其無法繞過的權力效力,讓行政機器通過平庸、一無是處、白癡、膚淺、可笑、吝嗇、窮困、無能的公務員來運轉,這一切都是西方自19 世紀以來規模巨大的行政權力的本質特性之一。行政的怪誕不僅僅是這類巴爾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庫特林(Courteline)或卡夫卡對行政機關的幻覺性的感受。行政的怪誕,這實際上是行政權力造成的可能性。“皮圈椅上的于布王”屬於現代行政的功能,好像它屬於掌握在一個瘋瘋癲癲的小丑手中的羅馬帝國權力的功能。關於羅馬帝國我所說的, 關於現代行政權力我所說的,我們也可以用來說明其他形式的權力機制,如納粹主義或法西斯主義。向墨索里尼那樣的人的怪誕完全處於權力機制之中。權力賦予自己這樣的形象,這種形象來源於這樣的人,他戲劇化地喬裝打扮得像一個小丑。



我覺得,從無恥的統治權直到可笑的權力機關,有我們可以稱之為權力的不夠格的所有等級。你們知道,人類學家(我想到的尤其是克拉斯特爾〔Clastres〕馬上要發表的非常漂亮的分析)很好地標定了這種現象。由於這種現象,那個被人們賦予權力的人通過某些禮儀和儀式,同時也被醜化或卑鄙化了,或者在不利的氣氛中展示出來。在古代或原始社會中,這是一種用來限制權力效力的儀式嗎?也許。但我要說,如果這正是人們在我們的社會中辨認出的儀式,那麼它們有截然不同的功能。我認為,清楚地把權力展示為卑鄙的、無恥的、于布王式的或簡單說可笑的,這不是要限制它的效力並魔法式地廢黜那個人們給他戴上王冠的人。我覺得,正相反,這是以一種顯著的方式表明權力的不可繞過、不可回避,甚至當它掌握在某個確實不夠格的人手中的時候,它也可以完全在他的暴力合理性的極限上以全部的嚴厲性發揮作用。這個統治權的無恥問題,這個不夠格的君主問題,總之,這是莎士比亞的問題,是關於國王的一系列戲劇正式提出來的問題,我覺得,在此以前,從來沒有人將君主的無恥形成理論。但是,我再說一次,在我們的社會中,從尼祿(他也許是第一個創始無恥統治者的偉大形象)直到那個雙手顏抖的小矮個,後者在掩體的深處,以四千萬死者為自己加冕,他所要求的僅僅只是兩樣東西:所有在他頭頂上方留下來的東西全部被推毀,以及直至死的時候人們給他拿來巧克力蛋糕一一這裡就是無恥統治者的全部宏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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