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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政治的誕生
 叢書名稱: 法蘭西學院課程系列
 作  者: (法)米歇爾•福柯
 出版單位: 上海人民
 出版日期: 2018.11
 進貨日期: 2019/10/17
 ISBN: 9787208155022
 開  本: 32 開    
 定  價: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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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本年度,福柯開始分析這種自由主義治理性的各種表現形式,其目的是描述一種政治合理性,在其中,生命和人口的各種具體問題被提出。用福柯的話說:“將自由主義作為生命政治的總體框架來研究。”


內容簡介:

米歇爾•福柯展示了18世紀的政治經濟如何標誌著一種新的治理理性的出現——以更少的治理,限度地提高效率。他開始分析這種自由主義治理性的各種表現形式,其目的是描述一種政治合理性,在其中,生命和人口的各種具體問題被提出。用福柯的話說:“將自由主義作為生命政治的總體框架來研究。”

自由主義治理術的具體特徵是什麼?當今世界面臨著什麼樣的治理危機,導致了什麼樣的自由主義治理的改革?正是為了回應這一診斷任務,福柯研究了20世紀兩支自由主義流派——德國的秩序自由主義和芝加哥學派的新自由主義。這是米歇爾•福柯在法蘭西學院授課過程中和當代史領域中第一次涉及該主題。


作者簡介:

米歇爾•福柯(1926年10月15日-1984年6月25日),法國哲學家和歷史學家。他對文學評論及其理論、哲學、批評理論、歷史學、科學史(尤其醫學史)、批評教育學和知識社會學有很大的影響。


圖書目錄:

1 譯者的話 生命政治在自由主義框架下誕生



1 前言



3 1979 年 1 月 10 日

方法問題——假設不存在普遍概念(universaux)—— 去 年 課 程 小 結: 國 家 理 由(raison d’etat) 之 治 理(gouvernement)的有限目標(外部政策)和 管治國家(etat de police)的無限目標(內部政 策)——法律作為國家理由之外部限制原則——今年 課程內容前瞻:政治經濟學作為治理理由的內部限 制原則——本次研究的關鍵:一系列實踐活動之關 聯——真理機制以及它在現實中的效應——何謂自由 主義 37 1979 年 1 月 17 日 自由主義與 18 世紀新治理技藝的使用——自由主義 治理技藝的特點(Ⅰ):(1)市場成為形成真理之場 所而不再只是公正化(juridiction)領域——方法 問題。圍繞瘋癲、刑罰、性所進行的研究的關鍵之 處:勾勒出關於各種“真言化體制”(regimes de veridiction)的歷史——對知識(savoir)的政治 批判的本質——(2)對國家公共權力之行使的限制 問題。兩種類型的解決途徑:法國的司法激進主義和 英國的功利主義——“效用”(utilite)問題與國家公 共權力的限制——關於歷史中的異質身份的評注:策 略邏輯對比辯證邏輯——作為新式治理術算符的“利 益”(interet)概念 66 1979 年 1 月 24 日 自由主義治理技藝的特點(Ⅱ):(3)歐洲平衡問 題與國際關係問題——重商主義中的經濟和政治考 量。重農主義者們和亞當·斯密所認為的市場自由原 則:一種新的歐洲模式的誕生——出現一種延伸到全 球範圍的治理理由。舉例:海洋法問題;18 世紀的 永久和平之設想——新的自由主義治理技藝的若干原 則:“治理的自然主義”;自由的生產——自由仲裁 問題。其工具:(1)風險的管理與安全機制的運用; (2)訓戒式(disciplinaires)監控(邊沁的全景 敞視主義);(3)干預主義政策—對自由及其危機的 管理 95 1979 年 1 月 31 日 國 家 恐 懼 症 —— 若 幹 方 法 問 題: 將 一 種 國 家 理 論 排除在權力機制分析之外,此舉的意義和關鍵之 處 —— 新 自 由 主 義 的 治 理 實 踐:1948—1962 年 間 的德國自由主義;美國新自由主義——德國新自由 主義(Ⅰ)——其政治經濟背景——1947 年艾哈德 (Erhard)召集的專家委員會。其計畫:放開價格及 限制政府干預——艾哈德在 1948 年所定義的介於無 政府主義和蟻民國家(etat-termite)之間的第三 條道路——此道路的雙重意義:(a)對經濟自由的尊 重是國家的政治代表性的條件;(b)經濟自由制度 是政治主權形成的開端——當代德國治理術的根本特 征:經濟自由作為法律正當性和政治共識的源頭—— 經濟增長,一種能與過去決裂的新歷史觀的方針—— 自由主義政治下的基督教民主主義和社民黨(SPD) 的集合——自由主義治理的原則和社會主義治理之合 理性的缺失



131 1979 年 2 月 7 日

德國新自由主義(Ⅱ)——其問題:經濟自由如何 既能奠基又能制約國家——新自由主義理論家們: W. 歐肯、F. 伯姆、A. 穆勒—阿爾馬克、F. 馮· 哈 耶克——馬克斯·韋伯與資本主義之非理性的合理性 (rationalite irrationnelle)問題。法蘭克福學派 與弗賴堡學派的回應——納粹主義作為界定新自由主 義目標所必需的災難場(champ d’adversite)—— 19 世紀以來自由主義政策在德國所遇到的阻礙:(a) 李斯特的貿易保護主義經濟;(b)俾斯麥國家社會 主義;(c)一戰期間所實施的計劃經濟;(d)凱恩 斯類型的經濟統制論(dirigisme);(e)民族社會 主義的經濟政策—新自由主義從德國歷史的各個方面 來對民族社會主義進行批判——理論上的結果:延伸 對新政和貝弗堜_計畫的批判;經濟統制論與國家 權力的增長;大眾化(massification)與統一化 (uniformisation), 國 家 幹 預 主 義(etatisme) 的影響——新自由主義的關鍵之處:相比傳統自由主 義而言的新穎性。純粹競爭理論



172 1979 年 2 月 14 日

德國新自由主義(Ⅲ)——對現實進行歷史分析的益 處——新自由主義與傳統自由主義的區別在哪里—— 特殊的關鍵點:如何依據市場經濟原理來調控政治 權力的總體作用,以及隨之而來的變化——市場經 濟與放任自由政策之間的脫節——瓦爾特· 李普曼 研討會(1938 年 8 月 26—30 日)——政府行為的 式 樣 問 題。 三 種 例 子:(a) 壟 斷 問 題;(b) 恰 當 行 為(actions conformes) 問 題。 歐 肯 所 認 為 的經濟政策的基礎。調節行為和調度行為(action ordonnatrices);(c)社會政策。秩序自由主義 對福利經濟的批評——社會作為治理干預的應用點。 “社會政策”(Gesellschaftpolitik)——此政策的首 要方面:按照企業的模式來使社會形式化——企業社 會和司法社會,同一種現象的兩個方面



212 1979 年 2 月 21 日

依據秩序自由主義者們的說法,“社會政策”的第 二個方面是:在一個依照競爭型市場經濟模式進行 調控社會中的法律問題——回到瓦爾特· 李普曼會 議——基於路易斯· 魯吉耶的文本所做的思考—— (1) 法 律 — 經 濟(juridico-economique) 秩 序 的觀念。經濟活動和制度框架之間的相互關係—— 政治上的關鍵之處:資本主義的存活(survie)問 題——兩個補充性問題:競爭理論與對資本主義所進 行的歷史的和社會學的分析——(2)法律干預主義問 題——歷史追憶:在 18 世紀,與專制主義和管治國 家相對立的法治國家(etat de droit)。19 世紀對 概念的重新界定:公民與國家公共權力(puissance publique)之間的仲裁問題。行政法庭問題——新 自由主義規劃:將法治國家的原理引入經濟秩序之 中——法治國家與哈耶克認為的計畫化——(3)法 律訴求的增長——總的結論:新自由主義治理術在 德國的獨特性。秩序自由主義面對熊彼特的悲觀 主義



246 1979 年 3 月 7 日

總 的 評 論:(1) 微 觀 權 力(micro-pouvoir) 分 析的方法論意義。(2)國家恐懼症的膨脹。它與秩 序自由主義批判之間的聯繫——兩種論點來看極權 國家和 20 世紀國家治理術(gouvernementalite d’Etat) 的 衰 退 —— 關 於 德 國 模 式 在 法 國 和 美 國 的傳播的幾點說明——德國的新自由主義模式與 法國的“社會市場經濟”規劃——法國過渡到新自 由主義經濟的時代背景——法國的社會政策:以 社 會 保 障 體 系(securite sociale) 為 例 —— 吉斯卡爾· 德斯坦所認為的經濟與社會之間的脫 節——“負所得稅”計畫及其社會和政治重要性。 “相對”貧困與“絕對”貧困。對充分就業政策的 拋棄



284 1979 年 3 月 14 日

美國新自由主義(Ⅰ)。其背景——美國新自由主義 與歐洲新自由主義的區別——作為全球性主張、烏 托邦家園和思考方法的美國新自由主義——美國新 自由主義的幾個方面(1):人力資本理論。它所體 現的兩種活動:(a)在自身領域內部做進一步的經 濟學分析:就時間因素對傳統勞動分析提出的批評; (b)經濟學分析延伸至之前被認為是非經濟的領 域——由新自由主義分析所導致的認識論轉變:從經 濟活動分析轉為對人類行為的內在合理性分析—— 勞動作為經濟操行(conduite)——它分為資本— 能力與收入——把經濟人(homo .conomicus)重 新定義為自己的企業家——“人力資本”概念。它 的構成要素:(a)先天要素與原生人力資本的改善 問 題;(b) 後 天 要 素 與 人 力 資 本 的 構 成 問 題(教 育、健康等)——這些分析的旨趣:重提社會和經 濟的創新問題(熊彼特)。對經濟增長政策的一種新 構想



316 1979 年 3 月 21 日

美 國 新 自 由 主 義(Ⅱ ) —— 把 經 濟 構 架 運 用 於 各 種 社 會 現 象 —— 回 到 秩 序 自 由 主 義 的 問 題 域 上 面:Gesellschafspolitik 的 歧 義 性。“企 業 ” 模 式在社會領域中的普遍化。經濟政策與生命政策 (Vitalpolitik): 一 個 面 向 市 場 與 背 向 市 場 的 社 會——美國新自由主義中市場經濟形式無限制的普遍 化:個人行為的可知原則與政府干預的批評原則—— 美國新自由主義的幾個方面(2):違法與刑罰政 策——歷史回顧:18 世紀末刑法的改革問題。經濟 考量與合法性原則。在 19 世紀中,規範(norme) 對法律的干擾及一門犯罪人類學的誕生——新自由 主義的分析:(1)對罪行的定義;(2)把犯罪主體 表徵為經濟人;(3)懲罰的地位是作為“強化”法 律的工具。以毒品市場為例——這種分析的結果: (a)從人類學上消除罪犯;(b)訓戒模式(modele disciplinaire)退出遊戲



352 1979 年 3 月 28 日

homo .conomicus 模型——在美國新自由主義中, 這一模型普遍化為所有行為模式——經濟學分析與行 為技術——homo .conomicus 作為 18 世紀出現的 新治理理由的基礎原理——瓦爾拉斯和帕累托之前 的 homo .conomicus 概念史的幾個要點——英國經 驗論哲學中的利益主體(休謨)——利益主體與權利 主體之間的異質性:(1)與法律意志相比,利益的 不可化約的(irreductible)特徵。(2)市場與合 同的逆向邏輯——法律模式的第二次革新:經濟主 體與政治權力的關係。孔多塞、亞當· 斯密的“看 不見的手”:追求個人利益與集體財富增長之間的不 可見關係。經濟世界的不可總計特點。君主必然無 知——經濟政治學作為對治理理由的批判:取消經濟 君主的可能性,從重商主義和重農主義兩種形式來 看——政治經濟學,相對於治理技藝來說的一門邊緣 科學



384 1979 年 4 月 4 日

homo .conomicus 概念史的幾個要素(Ⅱ)——回 到經濟活動對君主權力的限制問題——作為自由主義 治理技藝相關項的一個新領域:市民社會的出現—— homo .conomicus 與市民社會:自由主義的治理技 術學之密不可分的要素——對“市民社會”概念的分 析:從洛克到弗格森的演變。弗格森的《論市民社 會的歷史》(1787)。弗格森所認為的市民社會的四 個本質特徵:(1)它是一種歷史—自然的痗q;(2) 它確保個體間的自發綜合;經濟紐帶的悖論;(3)它 是政治權力永恆的母體;(4)它是歷史的發動機—— 一個新的政治思想體系的出現——理論後果:(a)國 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問題;德國、英國和法國的問題 域;(b)對權力實施作的調整:從君王的智慧到被 治理者的理性考量——總的結論



417 課程概要



429 授課情況簡介



439 術語對照



448 人名索引


章節試讀:

1979年1月10日

(“不要無事生非”)。在某種意義上,這是和弗洛伊德相反。 事實上今年我想繼續談一點去年我已經向你們講過的,即描繪 我們可稱之為治理技藝(art de gouverner)的歷史。“治 理技藝”,大家記得我在那種狹義上的理解,因為“治理”一 詞本身,我使用它時撇開了指存在著的指導人類、引導其行為 舉止、約束其活動及反應等的各種方式、模式和可能性。因此 我已經撇開了人們的一般理解以及長久以來將其理解為治理子 女、治理家庭、治理家務、治理靈魂、治理社群,等等。我曾 經,今年我仍然只從這樣一個角度,並且只從這個角度來考察 對人的治理,即它作為政治主權之運轉。



因此,“治理”是狹義上的,而“技藝”也一樣,“治理 技藝”是狹義的,因為我不把“治理技藝”理解為治理者實際 的治理方式。我並不研究,我不想研究現實的治理實踐,就好 像這種實踐是通過限定我們所處的情境,限定提出的問題、選 擇的策略,所利用、創立或改造過的手段等發展起來的。我想 要研究的是治理技藝,也就是說,對最好治理的反思方式,並 且同時也是對可能的最好治理方式的反思。也就是說我試圖理 解在治理實踐中的反思要求以及對治理實踐進行反思的要求。 在某種意義上講,治理的自身意識正是我想研究的,但“自身 意識”一詞妨礙我,我將不會使用它,因為我更希望說的是, 我曾試圖並且今年仍然試圖重新把握的是:在治理的內部和外 部中,或者說在治理實踐領域中,人們設法以何種方式對這個 治理的實踐活動進行概念化。我試圖確定,為了以盡可能好的 方式來治理,人們以何種方式建立起治理實踐的領域、它的不 同對象、它的一般規則、它的整體目標。總之,是要研究政治 主權運轉中的治理實踐之合理化。



這立刻意味著某種方法的選擇,我日後會更詳細地談到 它,但我想馬上向你們指出的是:選擇討論治理實踐或從治理 實踐出發,這自然是要很鮮明地排除把一些概念作為第一位 的、原初的、完全既定的對象,比如,統治者(souverain)、 主權(souverainete)、人民、臣民、國家、市民社會;而 所有社會學分析以及歷史分析和政治哲學分析正是利用這些 普遍概念(universaux)來實際地考察治理實踐。我恰恰將 反其道行之,也就是說,從實踐所呈現的樣式出發,同時從它 的自我反思和自身的合理化出發,來考察國家和社會、君主 和臣民等這些東西如何實際地被建立起來,並探尋它們所處 的地位。換句話說,不是從普遍概念出發推導出具體現象,更 不是從作為某些具體實踐必須遵守的可知性框架的普遍概念出 發,我想要從這些具體實踐出發並且某種程度上在這些實踐活 動的框架中檢驗普遍概念。這堣ㄞA及我們所稱的歷史主義還 原(reduction historiciste),歷史主義還原指的是什麼?正是從這些已知的普遍概念出發來考察歷史如何調整它們,修 改它們,最後確立它們的無效性(nonvalidite)。歷史主義 從普遍出發並且在一定程度上將其置於歷史的磨碎器中。我的 問題完全相反。我在理論上和方法上從以下結論出發:假設 普遍概念不存在,我此時向歷史和歷史學家們提出這樣一個問 題:如果你們不先天地承認國家、社會、主權、臣民這些東西 存在,你們如何來書寫歷史?關於瘋癲問題也是一樣,當我的 問題不是問“瘋癲存在嗎”時,我想檢驗歷史是否呈現於我、 帶給我某種類似瘋癲的東西。沒有,歷史沒給出類似瘋癲的東 西,因此瘋癲不存在。我的推理不是這樣的,這不是事實方 法。方法在於:假設瘋癲不存在,那麼,對於這些看起來與假 設的瘋癲相符的不同事件和不同實踐,我們可以書寫怎樣的歷史? 因此,這塈皕Q做的正好與歷史主義相反。不是把歷史 用作批判方法來拷問普遍概念,而是從普遍概念不存在這個論 斷出發,來詢問我們可以書寫什麼樣的歷史?後面我會詳細地 回到這個問題上來。



你們記得,去年我曾對治理歷史上的重要情節之一做過研 究。這個情節大致就是那時人們所謂的“國家理由”的出現和 運用,那時國家理由概念的含義遠遠要比後來人們所賦予它的 含義更強、更嚴密、更精確、更豐富 6。我曾想要指出的是, 在治理實踐中出現了某種類型的合理性(rationalite),這種 類型的合理性可以調節治理像國家這樣的某物的方式。國家, 相對於這種治理實踐,相對於治理實踐的這種估算(calcul) 來說,同時起著一種已知物(donne)的作用,因為人們的 確只能治理一個已經呈現在那堛漲s在著的國家,人們只能在 國家框架內治理,但國家同時又是一個要加以構建的目標。國 家存在著,但仍存在得不夠充分。 國家理由,正是一種實踐 或者一種實踐的合理化,這種實踐將處於既定的國家和要加以 建立與確立的國家之間。因此,治理技藝應該確定治理實踐的 規則,並且幾乎是通過把國家從應然存在(devoir-etre)過 渡到實然存在作為目標,來使其行為方式合理化。治理的應做 (devoir-faire)必須和國家的應在(devoir-etre)相同。 治理之理(ratio gouvernementale)是指以反思的、推理 的和估算的方式使既定的國家過渡到其最大存在。什麼是治 理?根據國家理由的原則做出治理,以使國家能變得堅固和永 久,使之能變得富有,使之強大地面對一切破壞者。



簡單說兩句我去年想說的一切,來小結一下去年的課程。 我想要強調下麵兩三點:你們記得,這個大約在 16 世紀中期 建立的、被稱為國家理由的、新的治理合理性的特徵是,國家 在其中被定義為和勾勒為一個既特殊又自主(autonome)或 至少相對自主的實在。也就是說,國家的治理者當然應該遵守 某些高於國家或支配國家並且外在於國家的原則和規則。國家 的治理者應當遵守神律、道德律、自然律,遵守這麼多與國家 不同質的,也非其內在的律令。但是當遵守這些律例時,除了 保證其臣民在彼岸的得救外,治理者還有其他事要做。而你 們通常看到,在中世紀君主被定義為應該幫助其臣民在彼岸得 救之人。從此以後,國家治理者不再關心其臣民在彼岸的得 救,至少不是以直接的方式來關心。他也不再將其父親般的 仁慈擴及其臣民,不再與他們建立起父親與子女的關係,而 在中世紀,君主的父親角色卻是一直被重視和突出的。換句話 說,國家既不是家庭,不是教會,也不是帝國。國家是一種 特殊的和不連貫的實在。國家只為自身存在並且只與自身相 關,不管它可能服從於像自然或上帝這樣一些其他體系。國家 只憑自己並且只為自己而存在,它只以複數存在,也就是說, 在或近或遠的歷史境域中,它並不融合於或服從於一種帝國 (imperiale)結構, 這種結構幾乎就是上帝在世上的一個顯 靈,引領人們最終團結為一種全人類(humanite),直到世 界末日的來臨。因此,國家不會整合到帝國。國家只作為複數 形式的國家而存在。



這就是國家的特殊性和複多性。國家的這種複多性特徵,我曾從另一方面向你們指出過,它曾體現在某些確 切的治理方式中,後者既是治理方式又是一些與這些治理 方式相關的制度。首先,從經濟方面說,它是指重商主義 (mercantilisme),即一種治理方式。重商主義不是一種經 濟學說,它遠甚於經濟學說,因此與之完全不同。它是生產和 商業流通的某一種組織形式,所依據的原則:一是國家應該通 過貨幣積累變得富有;二是國家應該通過人口增長變得強大; 三是國家應該處於或保持在與國外列強永久競爭的狀態中。這 就是重商主義。其次,依據國家理由而進行的治理,其組織構 造以及在實踐中體現的第二種方式,就是內部管理,也就是當 時人們稱之為管治(police)的東西,即依據一種密集都市 的構造模式而對國家地區進行無限制的規章管理。最後,第三 種方式,整治一支永久的軍隊和一種同樣永久的外交手段。構 造一架永久的外交—軍事機器,其目的就是在帝國的任何兼併 之外保持國家的複多性,並且以此方式在國家之間能夠建立某 種平衡,以免帝國類型的統一最終在整個歐洲發生。



因此,重商主義、管治國家、歐洲平衡:這都是國家理 由原則決定下的新的治理技藝的具體形式。並且,它們也是 緊密協同的依據合理性進行治理的三種方式,該合理性的原 則和運用領域就是國家。這塈皕Q要向你們表明的是:國家, 遠不是一種通過其自身活力來展開的歷史—自然(historiconaturelle)已知物(donnee),好似一只“冷血巨獸”,它的種子曾在歷史上某一刻被播種並且一點一點地蠶食歷史。國 家不是這樣的,國家不是冷血巨獸,國家是某種治理方式的相 關項。問題是要理解這種治理方式是怎樣發展起來的,它的曆 史是怎樣的,它怎樣擴張,怎樣縮小,怎樣延伸到這一領域, 怎樣發明、形成、 發展出新的實踐,這才是問題,而不是使 (國家)成為木偶劇中痛擊不同歷史人物的那類憲兵。



關於這一主題,我們做幾點說明。首先:在這種國家理由 決定下的治理技藝中,存在著一個我認為對理解隨後內容來說 是完全獨特的和重要的特徵。這就是,你們看到,國家或者說 根據國家理由的治理,在其對外政策中,在與他國的關係中, 給自己設定一個有限目標,這與曾經中世紀大多數治理者和君 主們的視域(horizon)、規劃和欲求不同,後者與他國相比, 把自己置於一個至高無上的地位之上,這個地位賦予其在歷史 中和神顯論(theophanie)中的決定性角色。與之相反,按 照國家理由,人們認同每個國家有自己的利益,因此它要保衛 並且無條件地保衛其利益,但是這樣做的目標不應該是最終重 返一個整體的和全球的帝國統一者的位置。它並不夢想有一天 成為末日帝國。每個國家應該自主限制(s’autolimiter)自 己的目標,保證它的獨立和軍力狀況能夠允許它在與全體其他 國家、與其鄰國以及與其他國家中最強者的對比中,從不處於 下風(這些是當時並不重要的有關歐洲平衡的不同理論)。但 是不管怎樣,正是這種外在的自主限制成為國家理由的特徵, 就像它在 17 世紀的外交—軍事部署的形成中所顯示的那樣。 從威斯特法倫(Westphalie)條約到七年戰爭——或者我們 說,到那些將引入一個完全不同維度的革命戰爭——這種外 交—軍事策略將符合國家的自主限制原則,符合不同國家間必 要的和充分的競爭原則。



與之相反,在現在人們所稱的內部政策的範圍內,管治國 家(etat de police)包含著什麼?它必然包含我們所稱的 一個或一系列無限目標,因為在管治國家中,對治理者來說, 重要的恰恰不僅要考慮和照顧到群體活動,照顧到不同社會地 位,即不同類型的個體以及他們的特殊身份,不僅僅要照顧到 以上所有這些,而是要照顧到個體們的活動直致最細微和最纖 細之處。在 17 世紀和 18 世紀的管治的重大條例中,所有負責 核對不同規章並使其系統化的那些人都同意這一點,並且他們 明確地聲稱:管治的對象是一個幾乎無限的對象。也就是說, 由於面對其他諸多力量的一支獨立力量,依據國家理由來治理 之人就擁有一些有限目標。相反,由於治理者要經營一種旨在 規範臣民行為的公共權力,治理者就擁有一個無限目標。國家 間的競爭正是這些有限目標和無限目標之間的結合點,因為恰 恰是為了與其他國家進行競爭,也就是說,保持在某種總是不 平衡的平衡狀態中,一種與其他國家間的競爭性平衡狀態中, 治理之人才(應該規範其臣民的生命),規範他們的經濟活動、 他們的生產、他們所賣商品的價格、所買商品的價格,等等。 (……)依據國家理由的治理,其國際目標的有限化,國際關 系中的這種有限化與在管治國家運作的無限化是相關聯的。



關於國家理由在 17 世紀和 18 世紀初的這個運作我要做 的第二點說明是,當然,依據國家理由的治理或管治國家將施 加於其上的內部對象,就其種種目標而言,是無限的。然而這 完全並不意味著不存在某些數量的抵消機制,或者某些立場, 從這些立場出發,人們將試圖為憑國家理由為管治國家作規定 的這個無限目標建立一個界標或邊界。曾經有過一些尋求限制 國家理由的方式,當然這是從神學方面作出的。但是我想要強 調一下那個時代另一種限制國家理由的原則,它就是法律。



事實上,曾發生過奇怪的事情。在整個中世紀,從根本 上來說,皇權的增長來自什麼?當然,來自軍隊。它同樣來 自諸多司法制度。這就像司法國家、法律體系的基石,再加 上一個軍隊體系,這樣,國王逐步限制和縮減了封建權力間 的複雜的相互鬥爭。在整個中世紀,司法實踐曾使皇權得到 加倍鞏固。然而,隨著這種新的治理合理性(rationalite gouvernemental)從 16 世紀起尤其是從 17 世紀初期開始 的發展,法律反而將用作為任何人想要以這種或那種方式來限 制管治國家所體現的國家理由之這種無限制擴張的依據。法律理論和諸多司法制度現在將不再作為皇權的倍增器,相反是它 的縮減器。因此,我們會看到,從 16 世紀起以及整個 17 世 紀,一系列的問題、論戰、政治鬥爭圍繞著比如王國的基本法(des lois fondamentales)展開,法理學家提出這些王國 的基本法來反對國家理由並聲稱任何治理實踐、任何國家理由 都不能對它們提出疑義。這些基本法一定程度上出現在國家之 前,因為是它們構成了國家,因此它們同皇權一樣絕對,某些 法理學家說,皇權不應去觸碰這些基本法。這樣,由這些基本 法構建的法律就出現在國家理由之外,並且成為對國家進行這種限制的原則。



同樣還有自然權利理論和自然權利,人們強調這些自然權 利是不受時效約束的權利並且任何君主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加 以違反。還有一種契約理論:個體之間訂立契約以便構建出一 個君主,這個契約包含一些君主應該服從的條款,因為正是通 過這個契約以及在該契約中所表述的條款,君主才成為君主。 在英國而不是在法國,還存在這樣一種協定理論——君主和臣 民之間達成協議以便構建一個國家,君主根據協議去做和不 去做一些事情。還存在各方面的歷史—法律的(historicojuridique)思考,在兩年或三年前,記不清楚了 8,我曾對你 們談到過,我們試圖強調,從歷史上看來,皇權長期以來遠不 是一種絕對的治理,君主與臣民之間所建立的統治理由完全不 是國家理由,而更多的是比如在貴族和軍隊長官之間的一種和 解,在戰爭時期和也許戰後的一段時間內,貴族起到長官的作 用。國王就產生自這堙A產生於這種原初的法律情境,之後國 王不正當利用情境以推翻這些歷史上是原初的法律,而現在我 們需要重新發現這些法律。



總之,不管怎樣,圍繞法律的這些討論,這些討論的激 烈,有關所謂的公共法之所有問題和理論的高度發展,在中世 紀完全不同的背景下被闡發的這些關於自然法、原初法、契約 的論題的重新出現,所有這些在某種程度上都是根據國家理由建 立起來的新治理方式的反面、後果和反作用。實際上,法律以及 法律制度曾經是內在於皇權的發展,現在它們外在於並超出了據 國家理由之治理的運行。你們對此並不會感到奇怪:所有這些法 律的問題,至少在最初要求時,都是由反對國家理由新體系的人 所闡發的。比如在法國,議員們是一些新教徒,他們是一些自身 就求助於歷史—法律樣態的貴族。在英國,這些人曾是反對斯圖 爾特王朝絕對君主制的一些有產者,曾是一些 17 世紀初開始存在 的宗教異端。總之,人們總是站在對立面用法律來反對國家理由, 因此,人們運用法律思考、法律準則、法律權威來反對國家理由。 總之一句話,在 17 世紀和 18 世紀,公共法是處於對立一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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