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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阿隆回憶錄(增訂本•全2冊)
 作  者: (法)雷蒙•阿隆
 出版單位: 社會科學文獻
 出版日期: 2017.07
 進貨日期: 2017/9/2
 ISBN: 9787509795897
 開  本: 32 開    
 定  價: 1260
 售  價: 1008
  卡 友 價 : 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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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雷蒙·阿隆是20世紀法國著名政治哲學家、社會學家。他的一生經歷了20世紀幾乎所有的大事。在《雷蒙·阿隆回憶錄》中,阿隆一方面追述了20世紀法國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細緻地描繪了各種行為人的面貌;另一方面,他把自己的全部著述都收集和歸納到書中,每篇著作的核心內容,他用幾頁提要加以說明。阿隆還補充了對其評論的各種反應,收入了他曾收到的贊同或反對他的信件,以及他自己寫的回顧性評論。


作者簡介: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1905—1983),法國重要思想家,1905年3月14日出生於巴黎一個中層猶太裔家庭1924年到1928年間,阿隆在著名的巴黎高等師範學院(Ecole Normale Superieure)攻讀哲學學習期間,他對康德哲學產生了濃厚興趣,他的畢業論文《歷史哲學概論》就是以康德哲學作為研究重心。
楊祖功,男,祖籍河北涿州,1937年10月5日生。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已退休。1962年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學院,1962年—1965年在中國科學院亞非研究所工作。 1965-1969年在中聯部東南亞研究所工作。 1969-1971年下放中聯部五七幹校。1971-1981年回中聯部歐美澳組(局)法比瑞小組(處)工作。1981年主動調動到社科院歐洲所工作。 其間,多次去法國和歐盟其他國家進行學術訪問,並於1986年9月—1988年8月到巴黎政學院進修政治學一年。1997年9月——1998年9月在佛羅倫斯歐洲大學研究院任讓 莫內客座教授一年。現為法國研究會副會長。
王甦(1982—),巴黎十大社會學博士,法國國立人口研究院研究助理,譯有《男人的歷史》(第三卷)、《國家間的和平與戰爭》(即將出版)等。


圖書目錄:

上 冊
序言 雷蒙·阿隆和普世史的時代/0001
增訂本出版說明/0029
前言 雷蒙·阿隆和他的《回憶錄》/0030

第一部 政治教育(1905∼1939)
第一章 父親的遺囑/0003
第二章 學習與友誼/0030
第三章 發現德國/0066
第四章 在拉丁區中心/0110
第五章 灰心喪氣或幸災樂禍……/0147
第六章 浩劫之路/0187

第二部政治願望(1939∼1955)
第七章 戰爭/0229
第八章 沒有抒情的幻想/0277
第九章 記者和活動家/0313
第十章 瓜分歐洲/0355
第十一章 20世紀的戰爭/0402
第十二章 “知識份子的鴉片”/0435

第三部 禍患之中的教師(1955∼1969)
第十三章 返回古老的巴黎大學/0477
第十四章 阿爾及利亞的悲劇/0506

下 冊
第十五章 工業社會/0561
第十六章 將軍的宏偉計畫/0595
第十七章 和平與戰爭/0641
第十八章 “他沒有理解我們”或1968年5月/0667
第十九章 “自信與統治者”/0707

第四部 當官的年代(1969∼1977)
第二十章 從皮埃爾·布堛Q到羅貝爾·埃爾桑/0753
第二十一章 後戴高樂主義/0789
第二十二章 論意識形態批判/0823
第二十三章 亨利·基辛格與美國霸權的終結/0866
第二十四章 論歷史評論/0902
第二十五章 西方的衰落/0938

第五部 死緩階段(1977∼1982)
第二十六章 心肌梗死/0969
第二十七章 在《快報》週刊/0980
第二十八章 社會主義插曲/0994
第二十九章 受到考驗的人權:卡特總統和中東衝突/1015
第三十章 走向蘇聯霸權主義?/1027
第三十一章 一代人的結束/1037

結束語/1084
作者書目提要/1118
索 引/1126
增訂本譯後絮語/1141
譯後記(1992年版)/1144


章節試讀:

出版說明

《雷蒙·阿隆回憶錄》的簡體中文版於1992年首次出版,並於2006年再版,兩個版本依據的都是 Julliard 出版社1983年的版本。1983年法文版的出版者因嫌書稿過於“臃腫”刪掉了第二十八章、第二十九章、第三十章這三章。Robert Laffont出版社於2010年出版了“增訂本”,收錄了初版中刪去的三章。讀者眼前的這本書正是對應這一法文版的中文“增訂本”。中文版“增訂本”由楊祖功先生對原譯文做了文字上的修訂完善,王甦女士翻譯了新收錄的三章內容。
雷蒙·阿隆是20世紀法國著名的政治哲學家、社會學家和政治評論家,他的回憶錄有助於讀者理解偏重現實主義的這位思想家的思想特質及生活細節。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阿隆對共產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是有偏見的,這種偏見也體現在他的回憶錄中。我們並不認同書中的有關論斷,但為了讓讀者能夠全面地瞭解阿隆的思想,我們對於相關內容不做刪減,也請讀者在閱讀時予以甄別。
以上種種,敬請讀者瞭解。我們期盼讀者的批評指正。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7年7月


序言 雷蒙·阿隆和普世史的時代
尼古拉·巴弗雷

雷蒙·阿隆的一生及他的著作都與201世紀歷史相交織。他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的1905年,卒於1983年,這一年,以“歐洲導彈危機”為終極標誌的冷戰正愈演愈烈,六年後,蘇聯帝國隨著柏林牆的倒塌而垮臺。阿隆在1930年確定思考計畫時所依賴的基礎是他對尼采預言的“以意識形態名義開展大型戰爭”時代的種種理解。當時的他在德國居住過一段時間,魏瑪共和國的沒落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以後的他也從未偏離過這一思考計畫:“在馬克思主義的幫助下思考20世紀,並嘗試闡明現代社會的所有領域:經濟、社會關係、階級關係、政治體制、國家間關係和意識形態論爭。”
儘管阿隆無法親眼見證1989年發生的結局,他的《回憶錄》依然是對20世紀歷史的最好介紹。在這本書中,阿隆不但對自己作為學者進行了分析——為了以哲學、歷史、社會學和戰略的觀點進行交叉分析,他從學科間傳統藩籬中解放了出來——而且還對自己作為一位自由戰士的介入參與,進行了批判性評價和嚴格慎獨的雙重把關。民族和帝國之間、民主和極權之間的殊死鬥爭由一頁頁書稿編織而出。第一次世界大戰標誌著自由歐洲的文明的自我毀滅,大戰讓思想真空的豁口大開,各種關於階級和種族的意識形態紛紛乘虛湧入,而這些意識形態又都將內戰和對外戰爭當成統治的原則。與此同時,隨著產業的倒閉、失業、赤字和債務而來的大型經濟危機,自由國家的根基被動搖。然而,歷史從來就不是預先寫就或早已確定了的;是人民在決定歷史。最後迎來的會是暴力還是和平,是自由還是壓迫,這完全取決於人民的智慧、意願和勇氣。儘管他們也有脆弱的一面,儘管他們依然四分五裂,但就三次世界戰爭而言——第三次世界大戰是由1989年天鵝絨革命和平完成的——最後依然是民主戰勝了帝國和極權制。
但是,《回憶錄》是否會因此而只屬於過去呢?它揭示的是否僅僅是一個時期的真相以及一個已然過時的知識份子——即便他十分獨特且具有重大影響力?提出這樣的問題是合理的,因為這堸Q論的是一個試圖以最為實際的方式闡明歷史誕生的人物及其思想。而且我們不得不指出,21世紀的格局和歷史進程與阿隆那本遺作——《本世紀的最後這些年》描述的情景大相徑庭。在那本書中,阿隆討論了蘇維埃主義的未來和民族主權的位置,並以此得出了國際體系中兩極世界具有穩定性和國家至上的結論。
蘇維埃帝國在1989年崩塌;民主制雖不再受到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威脅,但依然因為宗教、種族或民族認同在與大規模恐怖主義的聯合中重新復興而受到威脅。世俗宗教的瓦解讓修會宗教和政治神學恢復了地位。隨著以2001年9月11日襲擊為開端的一連串衝突的發生,昔日的冷戰重新演變成熱戰。一個傳統維度和多個不對稱的方面交織於這些衝突中,而且衝突還侵入了諸如太空或網路空間這些新領域。由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彈道運載工具的擴散,核威懾已經被架空。在服務和新技術的發展面前,在不同領土和不同社會體系之間的競爭面前,工業社會日益消失。在那場差點導致匯率和國際收支崩潰的大危機來臨之前,全球化通過讓政治自由與資本主義脫鉤,就已經將一種普世維度賦予了資本主義。這一變化首先導致的是經濟調控方式的一次新轉變,公共干預的強力回歸和以二十國集團為中心的全球性治理的崛起便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亮點。這一變化還導致了美國的相對衰落和世界經濟重心向亞洲偏移。美中共治因此替代了20世紀後半葉由美國、歐洲、日本組織並穩定世界市場的三足鼎立之局面。
因此,21世紀呈現為一個混亂的過渡時期,它是以充滿變數且不穩定的多極格局為特徵的。在這個新局面中,一切似乎都與阿隆畢生研究的那種20世紀的剛硬且穩定的兩極結構截然相反。然而,這一表像並非事實。阿隆為了成為意識形態時代的分析家和闡釋者,一向堅決拒絕決定論,也從來不認為意識形態的時代就是歷史的終點。自1960年開始,他就已經在以“普世史之黎明”——“普世史之黎明”可以理解為一個經歷著相同的唯一歷史的人類社會的誕生——為主題的講座中勾畫了我們時代的原則。確切而言,全球化建立在一種緊張關係上,一邊是市場統一和技術進步帶來的世界-社會的崛起,另一邊則是身份訴求的加劇和暴力的激進化。正是這種對人類自由、歷史消逝和認知局限的強烈意識,讓阿隆的思想在21世紀的衝突與危機面前反倒具有了現代性。如果想從他的《回憶錄》中找出一種學說、一個預言或一個被揭示的真相,那只會是徒勞無功的。在這本書中,我們能找到的是一種知識份子的姿態和一種公民的情操,這讓我們得以理解那些讓歷史加速的關鍵時刻,讓我們選擇投入自由事業之中。同樣,如果把《回憶錄》當成一部敘述民主如何戰勝極權主義且讓自身得以存續的教材來讀,也不會有什麼收益。與此正相反,它給我們上了一堂自由主義應用課,展現了在各種危機、戰爭和革命還在繼續編織人類歷史紛亂經緯的情況下,自由主義是如何應對這些危機、戰爭和革命的。
“歷史,再度面臨重大的轉折”
“歷史,再度面臨重大的轉折”,這是阿隆喜歡引用的湯因比的說法,它提醒我們,歷史既非線性的也不具有連續性。構成現代世界的各種動力——民主運動、資本主義、民族和帝國、戰爭——都不具備永恆不變的要素。它們都是歷史現象,是變化不息的。對這些歷史的轉向時刻加以解釋並從其後果中得出教益,這極其重要,卻也十分困難。實際上,這些變化並不僅僅意味著勢力等級的改變,它們也是在對各種價值、思考模式和人類生活的管理制度重新提出質疑。
阿隆的獨創性在於他將反思與行動結合起來,這種結合符合他曾在《歷史哲學導論》這篇論文中探索研究過的人類歷史命運——讓·卡瓦耶斯(Jean Cavailles)曾強調,正是這篇論文將歷史哲學引入了法國哲學史中。這也解釋了為何阿隆會對20世紀節奏性發生的大動盪有超前而且準確的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阿隆還是一名少年。當時的他完全贊同社會主義與和平主義。但在德國逗留時,他目睹了魏瑪共和國的沒落,明白了納粹主義的性質及其危險,從而成了第一批站在埃利·哈萊維(Elie Halevy)一邊的人,且早在1930年代後半期,他就開始將史達林主義與希特勒主義做比較。1939年,他回應號召到倫敦,並於1940年6月加入了自由法國。從1945年起,他闡述了必然導致世界兩極化的蘇聯極權主義和擴張主義的性質,隨後又分析了冷戰——其所有內容都可以表達為“無法實現的和平,不大可能的戰爭”——並像教師一樣為世人講解了核威懾帶來的戰略革命。與此同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導致了歐洲殖民帝國的解體,這讓阿隆成了第一批贊同阿爾及利亞獨立的人。而且他在反抗極權主義、捍衛自由方面的積極努力沒有妨礙他分析史達林去世後蘇維埃政體的演變,也沒有妨礙他設想作為後冷戰世界關鍵事件的意識形態之爭的終結將會產生怎樣的後果。最後,他還在經濟方面捍衛了戰後市場經濟——從管制封閉的生產體系的重新開放到共同市場的建設,再到佈雷頓森林體系的演進。
毫無疑問,自雷蒙·阿隆辭世以來,歷史加速發展,出人意料的事件層出不窮。1989年柏林牆的倒塌導致了蘇維埃帝國意想不到的驟然傾覆,而且這一切還是在和平情況下發生的。拆除柏林牆並非一個軍事決定,而是一個政治和精神的決定。這一決定的產生更多不是西方民主國家的功勞,而是因為被東方勢力奴役的人民發動了起義,他們一方面反抗謊言和恐怖的聯手,另一方面還反抗著變得無法自我革新、只能靠武力維持統治的腐朽的蘇維埃體系。而2001年9月11日的襲擊則標誌著大規模恐怖主義的來臨,使宗教被重新推向歷史的最前沿,還為新一輪的尚武好戰打響了起跑槍。世界資本主義不斷製造出泡沫和破產,直到發生了資本主義發展史上的“珍珠港事件”: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倒閉,這差點兒導致了一場範圍和強度都超過1930年代的世界性通貨緊縮。
全球化處於這些事件的中心。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79年:在這關鍵的一年中,阿富汗被蘇聯入侵,約翰·保羅二世當選教皇,這兩個事件會對將來蘇聯解體起關鍵作用;鄧小平發起的四個現代化建設為中國的經濟奇跡奠定了基礎;標誌著穆斯林覺醒且導致了神權政治復興的伊朗革命發生了;保羅·沃爾克領導下的美聯儲也在這一年推動貨幣政策的轉向;柴契爾夫人在這一年成為首相,她為一種更加傾向於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調控標準開闢了道路。影響並塑造21世紀的重大因素在1970年代末現出端倪:一為資本主義世界化和資訊技術革命,二為民族主義及在種族或宗教上的認同感對(舊有)意識形態的報復,三為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追趕。只是即便到了蘇聯解體時,這些演變在很大程度上既未在知識層面上被理解,也未在政治層面上受到關注。
人們曾提出過對冷戰之後的世界的兩種解釋。一種是弗朗西斯·福山推崇的烏托邦,它是一種與市場民主的全球崛起相連的歷史結局,卻在雙子塔的廢墟中化為了灰燼。另一種是薩繆爾·亨廷頓關於文明衝突的預言,他認為西方民主國家同亞洲專制政權與阿拉伯-伊斯蘭世界形成的同盟之間會不可避免地出現文明衝突。事實證明亨廷頓與弗朗西斯·福山的觀點都是錯誤的,不過鑒於亨廷頓的觀點有助於讓美國新保守主義這條歧路合理化,它又比弗朗西斯·福山的觀點更加危險。自1970年代後半期以來,新保守主義讓美國勢力在戰略和經濟上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削弱,由超級大國的假定所衍生的戰略泡沫的破滅便是例證——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都陷入了困境。認為銀行和市場理應自我監管,這讓房地產和信貸產生了經濟泡沫,這類泡沫的破裂又是另一例證。
與1945年發生的事情相反,民主國家領導人在1989年後便僅滿足於發放和平的虛假紅利,並對世界和資本主義放任自流,且不再試圖為21世紀設想原則、制度和規則。這是一種對冷戰後體系與世界資本主義思考和構建的雙重失敗,2000年以來發生的戰爭、危機和衝突都直接源於這種失敗。那些關於歷史終極樣貌的夢想,不論它們是以市場民主還是以歐洲式的永久和平為標誌,不論它們是以新保守主義的過度滋長還是以對兩極性加以延續的其他方式——諸如反恐戰爭或反對邪惡軸心的戰爭——為標誌,都同樣源自對全球化時代的不理解。
雷蒙·阿隆的思想遺產能幫助我們更好地面對世界的這種巨大轉變。歷史決定論之所以荒謬,是因為它否定了人的自由:歷史既沒有方向也沒有目的;它完全取決於人,人既能夠不斷推動歷史,使之朝向同屬一個人類,甚至同屬一個星球的歸屬感方向發展,又或讓暴力在獲得科技幫助而威力倍增的同時向極端升級。基於同樣的原因,簡單的想法——儘管它們的誘人之處也是它們的力量所在——會經常顯露出錯誤和危險來:無論是力求和解的模式還是撒旦模式,無論是悲觀模式還是樂觀模式,一旦考慮到我們正在經歷的這個過渡時期所具有的複雜性、消解性和不確定性,這些模式就會統統失敗。最後還有一點,出現於歷史斷裂時期的新問題是不能用過去的概念或以往的解決辦法加以思考和對待的。簡言之,21世紀的人必須在全球化本身所具的獨特性中去思考全球化,這樣才能在其中謀劃行動,而不能將20世紀的甚至19世紀的種種類型或戰略運用到全球化進程中。
美國已經無法再單獨預見或操縱多極世界的風險與壓力,中國抑或軟弱無力的聯合國多邊主義也同樣無法做到——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便為此提供了一個殘酷的新例證。同樣,以前還可以用歐文·費雪在1933年、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在1936年建立的原則——通過拯救銀行、以公共開支來維持經濟活力和支持就業、控制保護主義的影響力——來對抗通貨緊縮和阻止經濟衰退,但世界資本主義在走出危機這一階段所面臨的問題卻已無法運用這些原則來解決了。如何協調依然屬於各國自身許可權的經濟政策的規範化?如何調節金融領域、穩定匯率市場並重新平衡世界收支?如何減少商業、金融業和貨幣市場中的不均衡現象?如何讓合適的全球性風險的治理方式浮出水面——不論這些風險是金融的還是工業的,是環境的還是氣候的,抑或鑒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恐怖主義和網路世界的擴大而是地緣政治的?既然就調控和監督而言,擁有特別強大的專制勢力的發展中國家讓資本主義從政治自由和開放競爭中解脫出來,那麼民主國家如何才能應對這樣一種資本主義的挑戰?
全球化的辯證邏輯
21世紀的開端是以世界局勢和民主狀況的重新定義為標誌的。試圖將阿隆為了理解冷戰兩極秩序及工業社會而構建的概念類別應用到這一全新環境的做法是無用的。本·拉登既非列寧也非希特勒;即便只對宗教激進主義的宗教性質和其源自西方之外這兩點加以考慮,也能明白宗教激進主義是不能與20世紀的那些意識形態混同的;與處於美蘇關係核心位置的核力量均衡相比,發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衝突與非殖民化引起的衝突有著更多相似點;處於開放經濟核心的系統性風險和通貨緊縮風險與凱恩斯的增長機制正好相反——通貨膨脹與失業率一起上升,增值價值的分配方案不利於資本增長——這讓利潤和投資也受到了阻滯。
阿隆用以分析20世紀歷史的那種概念和思想脈絡受到了啟蒙思想和德國歷史哲學的影響。公民化國家支配一國的內部生活,而叢林體系則超越國家繼續支配了國際關係,地緣政治學就是以二者的區分為基礎的;國家不但是公民享有和平的保障者,也是面對外部危險時國家主權的捍衛者。我們就此可以認為存在某種三元結構,縱橫交織其中的三元分別是:國際體系——民主制和極權制之間、民族和帝國之間的殊死鬥爭支配著它;國家——政治和文化身份的載體,各國之間為了自身勢力的增長而相互對抗;社會——它受到了工業社會自身緊張關係及參與者從政治權威下日漸解放這一事實的影響。民族國家自17世紀以來就作為政治形式存在,且孵化發展出了民主公民制度、市場經濟和社會聯繫等要素,在這一格局中,民族國家成為地緣政治格局及其內涵的關鍵因素。20世紀是西方自17世紀就主宰自己命運的歷史的延伸。各種極權主義意識形態是民主制的畸枝,世界衝突則是由支配力擴張至全球規模的西方所開展的內戰的畸枝。
全球化標誌著與具有這種政治思想的世界的根本決裂。隨著法外之地和完全處於國家控制之外的灰色地帶的倍增,隨著移民流控制中種種困難的出現,各種原始形態又重新進入各國內部,連最富裕的國家也不例外。與此同時,國際公民身份的萌芽跡象也大大增加。就區域層次而言,歐盟便是例證,它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以法律、市場和自由而非以武力、征服和支配為基礎達成的一個大陸的一體化。就世界範圍而言,全球化政治治理的孕育便是例證,從二十國集團及其金融穩定委員會,到世界貿易組織及其多哈回合貿易談判,再到關於氣候的艱難協商,都是其體現。在全球化背景下,社會處於競爭的環境中;各個國家受到了位於自己實力之上及之下的其他國家的擠壓,已經無法再在行使合法暴力和操控國家關係上實施壟斷;一種以社會資訊網為基礎的全球性公共輿論也間或被調動,伊朗人對抗毛拉政權的暴動便是例證。在這種競爭中,由於將發展放在絕對優先位置的發展中國家對西方的追趕——正如人們在哥本哈根大會上指出的,這些國家為了發展甚至不惜損害環境——加之經濟和金融危機已讓西方在資本主義調控的合法性上破產,西方因此失去了平衡。美國依然是世界第一強國,但它的這種強大不是一種絕對的強大,而是相對的;歐洲則因為各國對貨幣、預算、稅收、社會和環境的各種規定形成了敵視生產和革新的環境,而被困於經濟增長低迷和大規模失業的境遇中;日本因為20年的通貨緊縮而無法前進,已經不再是世界第二大國,它在亞洲反倒受了新興勢力——中國在經濟上的趕超和在政治上的排擠。
全球化危機讓世界資本主義向東方和南方加速傾斜。自此,新興世界佔據了工業生產的52%,而不再是20年前的30%,它還持有80%的世界外匯儲備。亞洲創造了世界財富的21%,並擁有32%的世界資本,而美國和歐洲所占比例分別才到30%和20%。與1990年代末亞洲金融危機的情況相反,現在是歐洲集中承受了2008年信貸崩潰帶來的壓力。歐洲國家的債務危機反映的是一個大陸的衰落及為其一體化所掩蓋的適應全球化新局面上的失敗。歐洲大陸的人口持續減少,據預測,從現在到2050年歐洲人口還會減少五千多萬;這也是一個過度負債且缺乏競爭力的大陸,這點體現為它在世界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從20%銳減到了15%,而且自2000年起,它在國際貿易中的比重也從28%減少到了22%。尤為重要的是,自希臘危機發生後,歐洲顯露了它在處理內外打擊上的無能,這與美國或中國在宏觀經濟調控上的卓有成效形成了鮮明對比。金融和貨幣上的各種壓力並沒有強化歐盟的制度,也沒有迫使它實現經濟政策上的協調或是對具有連帶性的預算政策或積極的財政政策有所鼓勵,因此這些壓力不但沒有再次促進歐陸的一體化進程,反而導致了各國轉向本國戰略,普遍採用了緊縮性財政政策——就連那些貿易順差的國家也不例外——而對這種政策的普遍採用又對歐洲經濟復蘇構成了嚴重威脅。這些問題除了關係到歐元的存續,還對歐洲的獨立以及歐洲在21世紀世界中的位置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柏林牆的倒塌摧毀了東西藩籬,全球化取消了南北藩籬,但也消解了美國和歐洲因資本主義壟斷權而取得的紅利。曾主導過世界經濟20個世紀之久——最近這兩個世紀除外——的亞洲強勢回歸世界舞臺,拉丁美洲和非洲也緊隨其後;特別是非洲因其充滿活力的人口因素(2050年將有18億人)、豐富的原材料(能源和可耕地資源儲備)、正在崛起的企業家階層、帶來了每年6%的增長的大陸資本主義而成了一個發展的新天地。
與1990年代人們抱有的天下無國界的幻想相反,國家遠遠沒有消失,正如我們在以中國為首的發展中大國謀求強大的戰略以及在這些國家於2008年金融危機中所發揮的重要角色中見到的一樣。不過,21世紀的格局由於更多參與者之間存在互相依賴的關係而明顯愈加複雜。當今國家體系是多極的,其中不光混雜了為了爭奪領導權而相互對立的兩個超級勢力——美國和中國,還包括了各個次級極點——比如印度、巴西、俄羅斯、歐洲和南非(如果它能夠成功逃脫與辛巴威相似的變故的話),那些拒絕服從國際社會的國家——比如伊朗、委內瑞拉或朝鮮,最後還有一些向外輸出暴力的危機橫行之地——從近東途經巴爾幹或高加索,直到巴基斯坦。一些新的全球化參與者也與國家一起存在於國際活動領域中:全球化企業、市場運營商、非政府組織、各種活動分子,除此之外,還有各種犯罪組織或恐怖主義團體。在某些領域中,比如人權領域、人道主義緊急情況或環境保護領域中,國家不但承受著國內輿論的壓力,而且承受著不定時被調動的全球性公民社會的壓力。與此同時,國家還越發經常地處於與個體參與者的競爭中,尤其是在對網路空間的控制權的爭奪中。
在21世紀,被阿隆置於現代社會核心部位的三個辯證邏輯——平等、社會化和普遍性依然發揮著作用;然而,全球化——阿隆從1969年開始使用這一概念——已經改變了這些辯證邏輯的利害關係且賦予了它們一種全球維度。在普世史的時代,只剩下位於亞馬孫或大西洋的某些民族還屬於列維-斯特勞斯所謂的冷社會,而幾乎全部人類都已生活在各種熱社會中,市場和技術的發展加快了這些社會持續變化的節奏。
經濟發展和平等之間的辯證邏輯也不再是以發達國家和第三世界之間的階級鬥爭或交鋒來定義的。全球化因為讓發展中國家經濟起飛且讓十多億人脫離貧困,所以大大縮小了國家之間的差距。而與此同時,在最貧困的國家中以及各民族內部,各種不平等也加劇了。法國就是眾所周知的一個特例:伴隨著發達國家金融領域的膨脹,發達國家的增值價值分配轉向了有利於資本收入、不利於工作收入的方向。此外,在服務型經濟及充斥著個人主義的複雜社會中,社會階層變得模糊不清,各種不平等也發生了轉化:基於出身、性別、社會地位和學歷的不公正待遇,與財富和收入水準上的不平等具有了同等重要性。發達國家在經濟結構上的多處不穩定讓就業主力軍對可能失去既有社會地位心生憂懼,從而形成了一種缺乏安全感的社會氛圍。新興國家的超速增長表現出財產和收入差距的急劇擴大,這一指標水準在中國和俄羅斯都達到了頂點。尤其是在各國內部——與各國之間的狀況相似——身份認同的衝突,尤其是宗教身份的衝突,趨於創造出比收入或發展不平等更為嚴重的隔閡。
社會化依然以家庭、教育和工作為基本動力,不過方式已迥然不同。開放社會通過資訊的、各種人類學體系的,尤其是種類繁雜的家庭結構的市場和技術,讓直接且即時的關係得以形成。家庭沒有遭遇預言中的衰落,相反,它似乎成了亞洲資本主義成功的關鍵要素。與此同時,在發達國家中,人們在面對失去原有社會地位和遭遇社會排斥的風險時,家庭能提供最好的保護。家庭不但沒有被全球化削弱,還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隨著知識經濟的發展,教育成為國家競爭力的關鍵之一,正如它也是漫漫生命歷程中個人安全和活動能力的關鍵因素之一。工作也遠沒有消失,它依然是建立社會聯繫、實現社會融合和獲取公民身份的第一媒介。與此相反,結構性失業體現的則是人口或領土整體朝著完全失序的方向轉變,社會排擠也因此替代貧困成為發達世界中社會的頭等大敵。社會異化不再是不平等工作的後果,而是放任失業的後果。
普遍性的發展動力與全球化有著同樣的源頭。一面是市場的相互融合和社會之間的相互依賴,另一面則是身份認同感的強化和價值觀的極端異質性,全球化被這兩面左右拉扯著。就經濟方面而言,資本主義只受到馬爾薩斯遞減理論的質疑,即便在它受到重大衝擊的時候也是如此。這個奢侈理論是由正在老齡化的歐洲富裕國家提出的,在北美和新興世界中反響微弱。全球化遭受的風險尤其來源於經濟民族主義和保護主義,而發達國家中長期存在的經濟增長緩慢問題和失業問題,以及發展中國家為了在人口老齡化衝擊來臨之前獲得更高生活水準而加快追趕步伐的願望,都在不斷對經濟民族主義和保護主義推波助瀾。這與20世紀初的情況相似。其時,19世紀的自由主義秩序正是因為歐洲謀求強大才被挫敗,同理,全球化也可能會在民族主義(在經濟領域表現為保護主義)和宗教(繼續作為人類最深層的激情)的聯手之下而粉碎。暴力對人的蠱惑始終如初、絲毫未變,隨時都可能讓開放社會暴露於狂熱崇拜和恐怖主義、戰士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非法盜用和網路衛士的交叉攻擊之下:在歐洲以外的其他任何地方,“不論是人還是國家,都還沒有‘永別武器’”。
因此,我們時代的最艱難挑戰乃是如何從各個勢力的野心、不同價值觀、多樣化的甚至處於公開對立狀態的各種文化出發,制定出維穩所需的全球性原則、規則以及相關機構,還在於如何能夠以此將全球化維持下去。從多哈回合談判和世貿組織談判的舉步維艱,到後來哥本哈根國際大會的流產,這些都充分表明,由於兩百來個國家因主權問題而相互猜忌,全球性秩序的建立依然困難重重。歐洲大陸的一體化會因為各國在歐元啟用後重新獲得了力量而受阻,這本身就是主權強大的證據,它也說明了以各國人民及其合法政府自由加入為基礎而建立的超國家機構和超國家政治是多麼脆弱。
歷史格局已經翻轉,處於21世紀如此開端下的人們因此也遇到了阿隆窮盡一生去研究的那些問題。首先是現代自由的自相矛盾問題。一邊是一直在對技術、行為和機構精益求精的理性,另一邊是燃燒著的集體激情,現代自由在這兩者之間無所適從。民主政體也存在矛盾之處,它們要麼在個人主義、社會主體原子化和公民的政治冷漠的作用下變得再無理想與活力,要麼就是在非理性和懼怕中遭到動盪的威脅。戰爭還是和平,這一基本選擇現在面對的是恐怖主義的威脅、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對立勢力的雄心勃勃、狂熱崇拜的壓力以及逃脫了國家全套監控之空間的增多所帶來的風險。還有,世界資本主義的調控既無法以市場自我調節為原則——這種放任是2008年的崩潰之所以會發生的根源所在——也無法將重新回到管制經濟模式作為解決辦法。最後,將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與保護環境的要求相結合,這符合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尋求地方、國家、大陸及世界層面上不同層級的公民權的結合,是一個敏感而必需的問題。
投身自由事業
阿隆是一位秉持啟蒙思想的人,他在意識形態鬥爭和世界大戰的世紀中為了捍衛自由和理性而鬥爭。就思想層面而言,他注意到了新康德主義實證論的失敗,這種思想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極端暴力及大戰導致的歐洲社會粗暴化而失去了影響力。與此同時,他沒有在馬克思主義對階級鬥爭和革命的極度推崇面前,或是在馬克斯·韋伯所預言的無法避免的價值觀戰爭引起的暈眩面前退卻。阿隆像揭露虛無主義的危險那樣揭露了階級狂熱和種族狂熱製造的謊言,他捍衛的是自由之多元開放的定義。不過,阿隆沒有放棄對康德意義上的那種理性抱有希望,這種理性是人性的基礎,且讓人類重拾和平變得可能。就政治方面而言,阿隆自1930年代直到辭世,一直都站在了支持多元政體、反對極權主義戰鬥的最前端:面對納粹主義的抬頭,他批評和平主義;他是現代馬基雅維利主義和世俗宗教的分析家;在倫敦,他是《自由法蘭西》的總編;他是唯一站在安德烈•馬爾羅一邊對冷戰初期共產主義知識份子在法國思想界獲得壟斷地位提出異議的人;他是《知識份子的鴉片》的作者,這本書不但在第一次法共與路人浪潮和史達林主義保持距離中發揮了重大作用,還在人民民主政權中以“薩密茲達”形式被廣泛傳播;他還是一位堅持不懈的哨兵,為那些與蘇聯展開殊死鬥爭的自由國家執行警戒。
因此,阿隆是20世紀法國自由主義政治的一位偉人,與孟德斯鳩、孔多塞、貢斯當(Benjamin Constant)、托克維爾和埃利·哈萊維的思想一脈相承。只要自由沒有紮根於宗教性質的上帝、意識形態的騙人學說或傳統中,它就會深植於政治與歷史之中。自由處於首位,但這一首要地位也具歷史性,且與任何形式的超驗性都沒有關係。自由強調的是偶然性,而不是作用於人類發展的必然性或法則。事實上,弗媦w塈ヾP馮·哈耶克本人也不記得他這樣說過:“在自由主義原則中,並不存在任何能讓自由主義成為不變學說的東西,不存在任何既穩定又固定的一勞永逸的規則。我們在行事中只需要知道一個基本原則,那就是應當最大限度地運用自發之力,盡可能少地使用強制力;不過這一原則本身又在運用中包含著無窮變化。”
有鑒於此,自由是以蘊於人民歷史文化之中的公民意願、領導人的明智以及體制的穩定性為基礎的。現代自由不但多元而且異質性強,它與多種原則和權利並立而行:源自人身保護令(Habeas corpus)和啟蒙思想的公共自由;國家主權和權力分立;普選制;社會和經濟權利;環境保護。現代自由雖然脆弱——因為它建立在公民美德和抽象規定之上,集體的衝動隨時能將它奪走——但也擁有毋庸置疑的耐受力。如果說在權力、生產、知識、資訊和真理的種種秩序之間必然存在相互作用的話,那麼在自由國度中,它們是、也必須是維持了自主性的。依照適度原則和權力分立原則,自由因此也必須“提防自身的狂熱盲信”——用卡爾·波普爾的話來說。
阿隆的自由主義有異於功利主義或自由主義思潮,因為對他而言,自由首先是政治的,而不是經濟的。政治不應該被縮限或混淆為經濟(即市場),或是社會結構,又或是一種手段而非目的的技術發展。阿隆對人類能力打了個帕斯卡爾式的賭,他相信人們會為了肩負自己的自由責任以及在必要時能夠自衛而開展自我教育。人並非生而自由,而是變得自由。但是,人並非通過薩特那樣的反抗變得自由,而是通過教育和參與城邦生活才變得自由的。國家在城邦生活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卻沒有對公民(即值得享有自由的個人)的塑造實行壟斷。民主制度的價值永遠不是現成的:公民必須不斷對其重新定義,使之與時俱進,具有時代價值。這尤其讓我們能夠超越馬克思指出的那種存在於勞動者聯合、工作權利和社會保障系統之中的形式自由和實際自由之間的矛盾。因此在自由和理性之間存在一種基本聯繫,這種聯繫是克服集體衝動和意識形態欺騙性學說的最好藥劑,就像它同時也是公民解放的動力一樣。為了避開實證主義那種一味和解的樂觀主義以及為了辨識技術可能導致的歧路,阿隆一直讓自己作為進步的——尤其是科學進步的——堅定辯護者,只要這種進步是有益於人類解放的,而不是會導致人類的墮落甚至導致種族滅絕式的人類大屠殺。理性,這一人性的最終黏合劑,它本身也還需要我們認識和思考其局限性,而這種認識和思考有可能與自由對立。當我們面對21世紀的各種衝擊和挑戰的時候,這種政治自由主義更是前所未有地適用於當下的現實情形。
首先,在政治自由和經濟自由之間,日益加劇的不對等確實存在。事實上,20世紀的極權主義已經表明,在沒有多元政體和市場經濟的情況下,資本主義仍然可以——至少在短時期內可以——在民主制之外發展,正如昔日佛朗哥的西班牙和皮諾切特的智利,又如今日處於另一個層次上的中國。《知識份子的鴉片》一書中“自由是西方文化的本質,是其成功的基礎,是其擴張和具有影響力的秘密所在”這一總結完全沒有喪失其價值。只不過,這種體現自由意願的經濟理念此後在全球範圍內均適用。資本主義和技術應用的普及遠遠沒有自動導致民主降臨或讓謀求強大的意願消失,它反而加劇了自由國家與專制或集權體制之間的競爭。就連新興大國陣營也顯現出分裂,一方面是中國和俄國之間的對立,另一方面則是印度和巴西之間的對抗。如果民主國家對納粹主義的勝利屬於軍事勝利的話,那麼在東方處於經濟停滯、日益貧困的情況下,西方在社會和經濟上取得的進步就在蘇聯及其帝國的崩潰中起到了重大作用。今天,民主國家遭到由某些發展中國家發起的挑戰,後者試圖對那些曾經殖民過自己的殖民者施行報復,所採取的辦法就是在提升自己在經濟和技術領域的等級的同時拒絕政治多元主義,並繼續維持對社會的嚴密控制。
顯然,民主國家在這場考驗中並沒有處於有利地位。美國雖繼續保持了自己的領導地位,但仍由於在蘇維埃主義陷落後的行事過分而遭到持續削弱。這種過分體現在美利堅帝國和美國軍事的過度擴張上,最終導致美國陷入了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的泥潭;這種過分還體現在那場可算是1929年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中,其後果就是削減債務的要求和大規模失業持續阻滯著經濟增長;它還體現為已經對法治國家造成重大打擊的安全問題——前有《美國愛國者法案》與中央情報局的綁架和秘密監獄,後有關塔那摩監獄。歐洲則因缺乏合理有效的決策體系而無法在全球化中獲得影響力,並因此陷入可能被邊緣化的危險中。對實施反通貨緊縮措施的動員加大了國家從歐盟手中重新取回控制權的力度,歐洲諸國將共同體政治重新本國化的做法使得連這些國家中最強大的德國都達到了不再遭受整體風險的程度。歐洲大陸的一體化及其經濟發展在人口老齡化、競爭力缺乏、過度負債、歐元估值過高及缺乏有效率的政治決策體系(這一點在2010年國家負債危機中表現得尤為突出)的綜合影響下受到了阻滯。
在整個發達世界中,增長疲軟、持續失業以及大經濟部門因新興國家的競爭而狀況不穩的情況使保護主義和民眾主義抬頭。全球化不但讓西方的資本主義優勢受到質疑,而且還逼迫西方不得不在經濟和社會模式上有所創新。面對這樣的全球化,面對恐怖主義的頑固威脅,民主國家內部以安全名義犧牲自由的想法很強烈。1940年6月法國潰敗及隨後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垮臺,顯示了民主原則及其制度在重大打擊面前何其脆弱,這讓雷蒙·阿隆終身印象深刻。他及時對21世紀的人們發出了警告:因外部危險而犧牲自由的做法就是在為自由之敵助勢,而且謹慎和節制本身並非就意味著公共權威的瓦解,也不代表要主動與武力或那些與民主制為敵的國家妥協。
全球化危機遠沒有讓政治自由主義信譽掃地,相反,它顯示了政治自由主義是一種多麼迫切的需要。世界資本主義之所以嚴重偏航,其根源可以在集體不理智中找到,這種不理智存在於投機泡沫中,存在於關於市場自我調節的神話中,還存在於在既無限制也無牽制的情況下對經濟和企業領導權實施的吞併中。在與危機解決辦法相連的主要風險中,我們看到的是圍繞公共債務、發達世界中央銀行和原材料產生的泡沫經濟的復蘇,以及由於環境所迫而產生的向不受任何控制的國家資本主義的回歸。與此同時,這些國家在面對全球化危機時也顯現出了其管理和財政方面的行動力不足等問題。經濟領域的崩潰以及由此孕育的社會災禍助長了政治暴力,而政治暴力雖是一種擺脫危機的天然辦法,卻充滿危險。因為極端主義只會通過擴大政治危機來達到降低經濟危機的目的。
我們在解決危機時所遇到的關鍵選擇在於是繼續堅持全球化還是任由全球化崩潰。如果缺了堅持不懈的理性教育,如果缺了堅定不移的改革,如果與個人主義策略反道而行的合作觀念沒能戰勝民族主義和人人為己所產生的各種誘惑,世界資本主義和開放社會是無法超越21世紀第一個十年中的這場危機的。因此,自由主義不是危機的根源,而是危機的解決辦法,它保障個體權利得到尊重,保證集體決策的優先地位——只要集體決策依舊是自由選擇達成一致的結果,而且它還使存在於企業、市場、民族、大陸或全球各層面上的所有權力均衡有度。對危機及其惡性連鎖反應的解決,體現的不是天數,而是人願。
介入的旁觀者的方法和倫理
阿隆同法國大多數自由主義者一樣,通過拒絕一切封閉思想體系、一切剛性學說和一切建立學派的企圖,一直堅守著他秉承的自由的多元開放概念。他毫無建立學說的念頭,他定義了一種讓人們能夠不再被動承受歷史,而是可以理解歷史且在歷史中行動的精神狀態和思想方法。他為我們提供的不是一個永遠固定的框架,而是一種持久有效的方法,這種方法既是現實的,也是比較的、或然的和辯證的。之所以說它是現實的,那是因為“最嚴重的錯誤乃是無法以世界之本來面目去看待世界”,確立事實是分析、解釋和判斷事實之前必不可少的一步。之所以說它是比較的,那是因為觀點的增多能啟發理解:正如孟德斯鳩、托克維爾或哈萊維通過描繪英國或美國來論述法國,阿隆從工業社會的結構出發,強調了民主和極權之間的絕對對立。之所以說它是或然的,那是因為歷史從來就未事先寫成,它於各種深層力量的交匯處結成,而這些力量又都是對經濟、技術、地緣政治格局及人民和國家執政者的行為——尤其是他們在危機或戰爭時期的行為——具有影響的。最後,之所以說它是辯證的,那是因為人及其歷史處於一種持久緊張關係中,一邊是偶然性和暫態性,另一邊則是普遍性和永恆性。
有鑒於此,阿隆堅定地選擇了與烏托邦及暴力陣營都不同的陣營,站在了負責任的一方。烏托邦通向的最好前景乃是本身的軟弱無力,最壞前景則是以創造新人類的空想製造恐怖,這種新人類因為把某個種族、某個民族或某個社會階級視作優等而證明了自身的存在。毋庸置疑,暴力是歷史的助產士,但這需要以尊嚴、自由和人的生命這等血腥犧牲為代價,而人類的激情又只會對訴諸武力推波助瀾。歷史前進的速度越快,衝擊越是讓人措手不及,選擇改革還是選擇暴動就越是生死攸關。因此,知識份子的角色和倫理不在於對集體衝動阿諛奉承,也不在於激化仇恨和不滿或鼓勵人們訴諸武力,他們應該為了平息緊張和衝突而去幫助闡明現代性的困境。
教育人們熱愛自由、呼喚責任感及以討論為優先,這些都不應該被混同成某種與存在或政治脫節的冰冷概念。節制同疏懶毫不相干;謹慎也是不介入的反面。21阿隆採取的是一種混合了學者的方法和為了自由而戰的姿態:“盡可能老老實實地理解和認識我們的時代,永志勿忘自己的知識的局限性;從現時中超脫出來,但又不滿足於當旁觀者。”《回憶錄》是這種修行的忠實體現,從這種修行可以看出,與自我辯護相反,阿隆毫無寬宥地反思了自己的介入行動和各種分析。
對客觀性的執著追求,於既不因循守舊、也不離經叛道的批判性和公民性中紮根,但沒有阻止他在評論上散發活力、甘冒風險。阿隆因而不但站在了反法西斯主義和反共產主義的第一線,還站出來支持阿爾及利亞獨立——儘管他無法在《費加羅報》的字埵瘨′隻僭囿均X—並揭發了“五月風暴”的偽革命性質:他認為這場革命不但沒給第五共和國帶來解決問題的另一種辦法,還導致了法國大學的衰落。從1930年代初期隱秘地幫助德國反納粹人士離境,到1940年去倫敦堅持鬥爭,再到在冷戰期間被大學冷落和他對戴高樂派原教旨主義分子的揭發,最後還有對東歐異見人士與越南船民的支持,這些都體現出阿隆身心所具的卓爾不群的勇氣。他的人生和思想不但超越了語言,而且也完全有異於那種毫無建樹的思想炫技。它們證明了自由主義只適合於強大的靈魂而非膽小鼠輩,只適合擁有批判精神的人而非軟弱求同之輩,只適合英勇的公民而非膽怯的懦夫。
阿隆是要求嚴格的愛國者,是對歐洲信服有加的歐洲人,還是大西洋聯盟的堅定支持者。正因如此,他才對法國、歐洲和西方的弱點做出了無情的批評,他以孟德斯鳩的格言作為自己的準則:“在一切面前都誠實如故,即便對自己的祖國也如此。每個公民都必須為祖國而死;沒有任何人為國撒謊。”這種清晰的邏輯和麵對放棄民主制等歧流時所生的憤慨,在這個西方受到公開質疑、美國處於相對衰落階段的時期,在民主國家的諸多歧路和遁世面前,具有前所未有的現時性。這是一個歐洲在摒棄了武器且放棄了如此多的謀求勢力的工具和意願之後又去嘗試放棄生產和革新的時期。這是一個法國因為有了脫離現代的可能而倍受威脅的時期,而這種狀況之所以會形成,又是因為圍繞極端集中的權力組織而成的機構的存在以及社會經濟模式對發展的阻滯——這是一種以過度負債、生產力低下、極端冗複的公有領域、狹窄且缺乏競爭力的私有領域、持續性大規模失業,以及在移民融入方面的長期失敗為特徵的社會經濟模式。
這種對民主國家的弱點的批判以及對民主之脆弱懷有的憂慮之情,完全不能與聽天由命的宿命論或失敗主義相提並論。阿隆呼籲的是,用公民的美德和領導者的明智來採取措施應對困難,為了應對危機形勢而重新提出質疑並推進必要的改革。確切說來,冷戰後時代和全球化危機要求民主國家做的也正是這種自我審視、自我反思和自我建設的工作。美國已數次成功證明了自己具備革新能力,貝拉克·奧巴馬的當選證明美國社會和政治主體意識到了必須採取激進改革——即便這些改革也有缺點且結果難測。美國民主及其吸引力始終曆久彌新;美國即便在被削弱的情況下也依然會在往後幾十年中繼續成為唯一擁有所有實力手段且唯一勢及全球的國家。相反,如果歐洲最終沒有實現政治統一,那麼我們就只能對歐洲能否在那些建構21世紀歷史的各大極點中算得上一極而憂心忡忡。身處於正在衰落的歐洲之中,法國尤其受到了威脅,法國的現代化努力已經因為這場社會經濟危機而深受打擊。這場危機遠沒有讓偽法國模式再次煥發青春,卻反倒使封閉社會和管制經濟在法國死灰復燃,讓奉行向後看和對法國昔日強大的那種“民族-追念”崇拜再次啟動,它還讓本質上屬於非自由主義的思想——正是這種思想讓我們明白法國的路途何以挫折重重,也正是這種思想讓國家得以脫離全球化進程——重新獲得了合法性,而這一切又都加大了法國國家地位降級的風險。
阿隆沒有為我們的時代提供任何現成的應對方法。不過,他及時提醒了我們,歐洲和西方先後取得的現代世界領導權,並不是靠經濟和技術上的領先或某種天生的優越性來維持的,而是靠能夠明確自身困難和弱點的才能、能夠得出新解決辦法的想像力以及能將公民動員起來實施舉措的能力。簡而言之,靠的是質疑自己的能力,這種質疑為的是自我革新和自我創造,而不是灰心氣餒。他的行動倫理要求每一代人都不去一味重複既有模式,而是要弄明白自己所屬歷史時代的動力——每一代人都深陷於自己的時代中,需要由自身去找到適應時代所需的意願和方法,而不能將自己的命運交到虛幻上帝的手中。全球化既非福佑也非邪惡。它是一種史無前例的歷史格局,而身處其中的民主國家必須找到關鍵,才能讓全球化在進步方面所具有的可觀潛力增值並成功操控全球化所包含的各種風險。對全球化一味追捧與否認全球化一樣,都是輕率冒失之舉。我們必須在思考全球化的同時行動起來,這樣才能讓全球化為人類捍衛自身的自由與尊嚴所用。
***
雷蒙·阿隆,這位被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譽為20世紀法國人民的“思想保健師”的人也是一名全球化公民,而全球化在初期就呈現出了陷世界歷史於困境的混亂局面。這一點列維-斯特勞斯已用下麵這段話解釋過了:“人們史無前例地擁有了如此多的理由不再自相殘殺。他們史無前例地擁有了如此多的理由感到人類被相同且唯一的事業所聯結。但我不會就此認為,普世史的時代將和平盛行。我們知道人類是理性的存在,然而,每個人都是理性的存在嗎?”
以柏林牆的倒塌為開端的普世史時代依然有待書寫,它的進程從未如此不確定。世界資本主義和開放社會在讓大部分人享受其成果的同時,自身也得到了充分的發展。二十國集團的體制化便可被視作全球化治理奠定了第一塊基石。伊斯蘭世界並非命中註定只能被仇恨和暴力所困,溫和力量是有能力最終取勝的,伊朗人民在反抗毛拉獨裁的起義中探索出來的新道路便是一例。不過,身份認同和價值觀衝突也有可能會因為諸如巴基斯坦這類已陷崩潰的國家,或因為伊朗這種不服從的國家,甚至因為恐怖主義團體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使用,而發展到災難性的規模。被殖民過的人們所發起的報復也有可能從經濟領域轉移到戰略領域,並在武力交鋒中改變方向。世界貿易和支付體系也可能會在保護主義和競爭性貨幣貶值的壓力下坍塌。
決定權屬於21世紀的人們,他們雖從傳統和意識形態中解放了出來,卻又再次面臨著民族主義和宗教原教旨主義。他們的情況前所未有地充滿了戲劇性,因為他們的命運完全取決於他們自己,他們可以利用自己在行動、知識和技術上所擁有的出色手段自由地造就極好或極壞。這是一些數目更加龐大且處於老齡化社會中的人,他們必須就如何管理一個無法再為他們提供無限資源的星球達成一致。這是一些既變得更加統一又更加孤獨、距離既變得更近又變得更遠的人,他們必須確立一些原則、制度和規則來維護人類的共同利益。這還是一些在變得更加強大的同時也比以前更加脆弱的人,他們的活動已經延伸到了網路世界這個處女地,與此同時,資訊技術和生物技術的結合還讓他們能夠通過改變遺傳基因來干預自己的本性,從而為新療法及令人生畏的優生學開闢了道路。
安德烈·馬爾羅曾寫道:“偉大的知識份子是注重細微差別、講究尺度、追求品質、直面真理本身及複雜性的人。就定義和本質而言,他們是反善惡二元論的。”阿隆就屬於這一小群知識份子中的一員,他們拒絕那些雖能快速得出卻實屬錯誤的確定性,拒絕那些雖具決定性但確實存在偏差的評價,拒絕那些形式上完美無缺卻與事實脫節的思想構建。與此相反,他們傾向於在依然殘缺不全、捉摸不定的知識面前,在總是有著比人類想像力更加豐富驚奇之處的歷史面前保持謙虛。
沒什麼比以為這體現的是一種悲觀的本質或放棄的形式錯得更離譜的看法了。意識到知識或行為的局限性並非就是在抹滅人類能夠通過自身努力及對真理的尋求而贏得自由這一事實。正如極權主義遭遇的失敗以及2009年伊拉克起義表明的那樣,自由從來就不是鏡花水月。歷史之所以充滿悲劇性,僅僅是因為人說到底還是在自由地塑造歷史,除了依靠自身意識,人在其中別無所依,歷史的悲劇和災禍如同歷史的成功一樣,都只能由人一肩承擔。這種情況並沒有使退縮或漠然變得合理,反而構成了一種對行動的呼喚,它對公民和領導人發出了有益的邀請,邀請他們將自己的命運以及他們民族、大陸或星球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
阿隆的最後啟示因此而充滿了樂觀與希望。沒有任何宿命可以證明仇恨和暴力會重新主宰一切。沒有任何理由讓我們在全球化時代對民主或自由之未來感到絕望。與盲目狂熱和玩世不恭相反,最好的解劑是保持理性。正是理性讓阿隆的人生和他相繼寫成的那些既哲學又論戰、既社會學又歷史學、既學術又社論的豐碩成果獲得了統一。作為一位法國愛國者和世界公民,作為一位共和派與自由主義者,作為一位政治思想中心人物和自由戰士,阿隆對行走於21世紀歷史之陡峭道路上的人而言是最好的旅伴。而21世紀歷史的關鍵已經在《回憶錄》中被清楚闡明:“如果那些既雄心勃勃又不牢固穩定的文明必須在遙遠的未來實現先知們的夢想,那麼除了理性,還有什麼普遍使命能夠將它們統一起來呢 ?”


增訂本出版說明

本書為《雷蒙·阿隆回憶錄》首次出版的增訂本。書中包括1983年版的出版者認為過於臃腫而撤掉的幾章,即“社會主義插曲”(本書第994頁)、“受到考驗的人權:卡特總統和中東衝突”(第1015頁)和“走向蘇聯霸權主義?”(第1027頁)。


前言 雷蒙·阿隆和他的《回憶錄》
茨維坦·托多洛夫

再回首,人們就會發現,雷蒙·阿隆(1905-1983)似乎是20世紀法國最清醒的政治評論家。而這本《回憶錄》則比他的其他任何著作更近乎集知識和經驗之大成的巨著。作為政治評論家,他才華橫溢,涉獵廣泛,從為日報撰寫社論到出哲學文集,還寫了歷史研究專著和論戰小冊子。今天,他的主要論點已經被一切熱愛民主和自由的人士所接受。從他的正式傳記中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印象:他的成就並非始於今日。他生前發表了四十餘本著作,同時定期為《戰鬥報》、《快報》週刊和《費加羅報》等大報刊撰寫文章。他先後在巴黎大學、高等研究實踐學院和法蘭西學院授課。他在美國、英國和德國的最高學府做過無數次學術報告。他得到過許多最負盛名的獎項和名譽博士稱號。他會見過當時法國、歐洲和美國最著名的政治家,他們都願意傾聽他的意見。
他是個思想得到公認的勝者,但這種表像容易讓人誤解,這是因為阿隆思想在形成時期與其說是非主流的,毋寧說是反潮流的,是反對成見和約定俗成的。《回憶錄》的細心讀者還會發現,作者不僅分析精到,而且是一個隨時2準備懷疑一切,尤其是懷疑自己的人。他敢於揭自己的瘡疤,袒露自己的憂慮和不足。因此,人們看到其傳記的傑出作者尼古拉·巴弗雷提到“這個無限複雜的憂患靈魂時也就不會詫異了。
要更好地瞭解雷蒙·阿隆,僅僅歸納和概括一下他的理論是不夠的——當然,只注重其個人命運而忽視其理論也不對。思想的活力和人性的脆弱不是對立的,而是互為補充的。
重大選擇
像阿隆一樣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因年幼未能參加戰爭的20世紀的歐洲人,必須對國家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殖民主義等重大政治問題表明自己的立場。阿隆每次都堅定地選擇了個人立場。
他發現了國家社會主義,但不是從書本知識中發現的:他從1930年3月到1933年8月在德國工作和學習,先在科隆,後到柏林;他目睹了民主制度的垮臺和希特勒奪取政權的危機。這些事件改變了他對政治生活的觀察方式:阿隆與當時在法國青年知識份子中盛行的和平主義決裂了,他還為不同報刊撰寫文章,發出警告說希特勒的威脅已經暴露無遺。但那時,他還是個無名小輩,他的警告沒有得到任何反響。隨後幾年,他嘗試著更好地瞭解這種新的政治秩序,並引進了“世俗宗教”概念,後來的國家社會主義即屬於此類。他在戰爭初期應徵入伍,1940年6月撤退到法國南方。他聽說有些法國人以倫敦為基地繼續抵抗侵略者時立即做出抉擇,把妻兒留在法國,於6月23日成功登上駛往英國的船。在英國,他參加了自由法國抵抗運動,經歷了戰爭,直到1944年9月回到巴黎。
早在戰前,阿隆就對共產主義這另一種“世俗宗教”持批評態度。儘管1942年俄國人與西方人結成了反對共同敵人的聯盟,他還是對“這種超越地球的信仰”(巴弗雷《歷史的見證——雷蒙·阿隆傳》,第210頁)提出質疑。他感到因站對了隊而得到回報的時候,特別是戰勝納粹之後,便投入一場反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無情鬥爭中。“鐵幕”一詞出現在他1945年7月以後寫的文章中。為了這場鬥爭,1947年他選擇去《費加羅報》而不去寬容共產主義的《世界報》當社論撰稿人。和平主義再次不合時宜。出於同樣的想法,1950年他成為一個反對極權主義的組織——“保衛文化自由大會”的發起人之一,該組織的委員包括萊昂·勃魯姆(Leon Blum)、大衛·魯塞(David Rousset)、弗朗索瓦·莫堥克和阿爾貝·加繆等法國人(由於有人揭露該組織的部分基金來自美國中央情報局,成員們於1966年終止了活動,但其言論自由與行動自由從未受到限制)。阿隆經常在這個組織的刊物《論證》上發表文章;1955年他出版了《知識份子的鴉片》一書,精闢地分析了為什麼共產主義能夠吸引西方知識份子。他還有其他著作,是研究蘇聯社會結構和意識形態問題的。1970年代中期,借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出版之際,他進一步揭示了法國左派抱有的執拗幻想。在法國左派看來,只要是為了崇高的理想,集中營也就不殘酷。誠然,阿隆並不是第一個,也不是唯一一個起來反對共產主義的人,但至少,他是法國堅持時間最久和為戰友提供最有力論據的人。
儘管在共產主義與國家社會主義之間存在顯而易見的差異,但是人們是否有權把它們同“世俗宗教”或“意識形態專制”,甚至極權主義歸於同一類別呢?對於這個問題,阿隆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認為,公眾看到的整個情況就是這樣。但應不應該同樣嚴厲地譴責二者呢?在很長一段時間堙A阿隆認為不該如此對待,因為儘管它們的實踐有些近似,但計畫目標是對立的。他解釋道,國家社會主義的罪惡在於已將納粹計畫付諸實施,而“共產主義的罪惡”則是對共產主義目標的一種背叛。他還是從這種意識形態論證出發,認定史達林消滅農民尚且有合理性,希特勒滅絕猶太人則絕非如此。然而,阿隆撰寫《回憶錄》的時候又得出結論,這種差異實際上是一種幻象,因為共產主義綱領只起一種掩蓋作用。於是,他對這兩種制度的評判又趨向接近了。“我認為,共產主義的可憎程度不亞於納粹主義。為了區分階級救世與種族救世,我多次使用過的論據已經幾乎不會再觸動我了。階級救世論的那種表面的普遍性最終變成了一種裝飾門面的東西。”
殖民地問題往往不大引起阿隆的注意,但從中也可以看到其觀點的連續性:他始終認為應該同法蘭西民族保持團結,但贊成最好讓殖民地獨立。在倫敦期間,他支持放棄印度支那。當1946年越南起義爆發時,他不願公開譴責投入戰爭的法國軍隊,但他看出了法國政府的實踐有悖於其聲稱的普世原則與平等原則。“用暴力來維持,而不是維護法蘭西。”他滿懷激情地熱愛他的祖國,但這種熱愛要求國家忠實於自己的理念。1951年,他重申自己的願望:印度支那應該獨立。然而,他後來不再經常發言支持政府的那種非殖民化政策。
他確實直到1957年6月才通過一本名為《阿爾及利亞的悲劇》的小冊子真正介入了阿爾及利亞戰爭,這本小冊子立即引起爆炸性影響。此時,法國已經有人為他辯護,贊同他支持阿爾及利亞獨立。但他與別人不同,他支持的不是他們要達到的目標,而是支持他們提出的理由。他反對維持殖民統治,因為殖民統治意味著維持人類族群之間的不平等,這是與法國的理想背道而馳的。結果,維持殖民統治幾乎把他的國家引向內戰。他不僅向堅定地反對殖民主義的人,而且向政府和議會堛漪F治家們補充了一條與他們的利益密切相關的理由:維持一個殖民地——尤其是在衝突期間——太得不償失了。從這一點上也可以看出,阿隆並沒有走到擁護民族解放陣線和號召新兵開小差的地步:在一個民主國家堙A服從法律要高於順從民意。
阿隆反對國家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殖民主義,是因為他實際上認定了自由民主制度。後者意味著在兩種要求之間實現一種妥協,儘管這種妥協往往是脆弱的:“把自主權交給個人,但國家要為弱勢群體提供一些生存手段,幫助其行使本應享有的權利。”一方面要有建立在權力多元化基礎上的自由,另一方面也要進行反對不平等的鬥爭。這種妥協不僅是脆弱的,而且始終是不完善的。因此,不能只想著如何批判各種民主制度;即使出於留戀過去或對未來的美好社會抱有幻想,這種批判也不能成立。人們是用民主理想本身來批判民主的。阿隆儘管從總體框架上接受和支持民主制度,但也指責這個社會中個人利益排斥總體利益,壓力集團使國家癱瘓,公民變成了單純的消費者,只關心如何滿足自己的欲望。這種辯論似乎永無止境。
對民主制度的另一個威脅是:民主國家認為自己是完美無缺的化身,企圖用實力來把自己的理想強加給世界其他國家。阿隆寫道:“不能也不應當用十字軍東征的辦法來推廣自己的制度。”讓國際關係服從於國內原則,純屬一種危險的幻想。“人權不能成為一種政策”,這是他的訪談錄《介入的旁觀者》中的一個小標題。在同樣的背景下,阿隆對後來試圖要建立超越國家之上的國際公正也表示懷疑。“在國際關係中沒有法庭。”紐倫堡法庭在這一點上不能成為反證。納粹國家的領導人首先被判處“反和平罪”,這是一個戰勝國唯一有權判處的罪行。“誰贏了戰爭,誰就可以指定由戰敗者對戰爭負責。”(參見《介入的旁觀者》第299頁)換句話說,所謂行使權利,實際上就是強者為王。
為什麼和怎麼辦
上述就是阿隆的基本政治立場。今天,我們不得不承認,在他的同代人之中,能夠為這種明智的選擇而自豪的知識份子為數並不多。阿隆本人也是一位知識份子。中學畢業時他接觸到哲學,這促使他採取了這種“思考我們的存在而不是忍受存在”的立場。然而,他是怎樣擺脫知識份子的陋習的?是由於他受過高等教育?還是因為他得到過名師指點?這些問題的答案是出人意料的:他並非在巴黎高等師範學院的板凳上,而是在柏林的大街上度過了求學生涯的關鍵階段。決定其政治方向的關鍵人物不是康德或黑格爾,而是史達林和希特勒。1932∼1933年,他親眼看到了納粹在德國的崛起,於是他自願選擇了這條罕見而艱難的道路:面對周圍世界,不要閉起自己的眼睛,不要用幻想和抽象來代替現實,而要把親身經驗當作理論的試金石。阿隆留給後代最重要的教訓是:拒絕把生活與思考割裂開來,始終“把理念同這些理念所反映的、所改變的、所扭曲的事實加以比照”。他在生命走向終點的時刻強調的不是他的智慧超群,而恰恰是其獨特的個人反應能力與學術建設之間的連續性,他說:“我從來不會為辯證而辯證,為不能辯解而辯解。”
他在旅居德國的時候決定了自己將要採取的行為方式。在那堙A他不僅發現了非理性力量的強大和群體暴力,也發現了可以應對政治弊病的某些規則。規則之一來自偉大的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這條規則就是:在公共行動領域中,少看行為人的意圖,多看他們的行為帶來的後果。另一條規則來自一次偶然路遇,他在巴黎碰到了某位法國政治家。阿隆向其陳述在德國日益升級的危險,後者反詰道:“你說的當然很在理,但具體一點,如果你坐在總理的位置上,你會怎麼辦?”不要只看到那些正當的抱怨,要把自己放在行為人的位置上。不要僅僅以高尚原則的名義去批評他們,不要僅僅從願望出發,要想想有無可能性,不要被美麗的形式所陶醉,要將其付諸實踐來檢驗。這對一個知識份子來講是一個難得的教益,也是阿隆旅居德國幾年得到的教益。
與此同時,他也從中找到了未來優先研究的對象。他不滿足於純粹的哲學思辨——儘管他為此做了幾年的研究準備——而更願意認識和解讀捲入歷史運動和紛繁社會的人。他漫步在萊茵河畔或施普雷河畔,想出了一個終生不渝的課題:“思考正在形成的大寫的歷史”。 (1965年的論文,轉引自巴弗雷《歷史的見證——雷蒙·阿隆傳》,第338頁)馬克斯·韋伯又成為他的楷模,在這一點上甚至勝過其他哲學家或學者。他善於把研究對象引入正在前進的歷史中——讓世界震撼的歷史。他懂得如何“把持續和瞬間的含義”連接在一起。這次輪到阿隆自己來全身心地投入身邊的世界了,成為“傾聽其聲、關注其怒和探究其意”的同代人了。
生存與思想之間的連續性有一種初看有些矛盾的必然結果,那就是阿隆經常重申的“不要把善與真混為一談”。回過頭來,他自責在來德國轉變觀念之前的早期著作中就把兩者混淆了,以作者的良好願望代替了對事實的明確分析。凡是想瞭解政治的人,都會對他的判斷感歎不已。他的判斷是,要弄清行為人的本來面目,而不要看他們是否符合自己的想法。阿隆於1937年寫道,政客本人應該不講“人性和仁慈,但要果敢而嚴厲”(巴弗雷《歷史的見證——雷蒙·阿隆傳》,第125頁)。發現和捍衛真理,需要勇氣。當多數同代知識份子缺乏這種勇氣時,他具備了:阿隆早在1933年就看清了希特勒的威脅,早在1945年就看到了史達林的危險。
當然,明確區分真與善,拒絕用道德抽象代替對世界的客觀認識,並不意味著可以消滅其中某個觀念或偏好某個觀念。恰恰相反,不把二者混淆使得我們可以厘清它們的關係。阿隆的貢獻在於,他批判了把二者對立起來的傳統觀點,將其納入了新的價值結構之中。在政治上,把“現實主義者”同“理想主義者”對立起來是不對的。後者,那些懷抱願景的人,與只滿足於記錄現狀的純粹看客是對立的。而現實主義者們還要做出抉擇:他們在試圖按照自己的意願改造世界之前,首先要對世界有精確認知。現實主義者的行動既反對安於現狀,把現實當作願景;也反對陷入自我陶醉的夢鄉,把願景當作現實。現實主義者既不是保守派,也不是烏托邦。同樣,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不是對立的,但與純粹的實用主義和急功近利水火不容。責任倫理本身需要有信念,需要瞭解客觀情況。行動要取得成效,這是必不可少的。阿隆主張的是一種現實主義的負責任的政治,既不是安於現狀也不是犬儒主義。他沒有放棄自己的理想,但拒絕把這種理想當作認識現實的一個工具。
阿隆本人不會成為一個政治家。他在《回憶錄》中講到他在德國看到納粹分子奪取政權之時如何明確了自己面臨的選擇。一位學德語的朋友決定倒向新潮,那位朋友對他這樣講:“你將永遠是個旁觀者,一個持批評態度的旁觀者。你沒有勇氣投入群眾和歷史潮流的實際行動。”阿隆回應道:“他說對了。”人們不會同意這個德國人的判斷。阿隆旋即勇敢地付諸行動,無論是1940年還是1945年,抑或1957年。不錯,除了投奔倫敦那一次,他的行動主要是在知識領域,而並非政治行動。而且,只要他能呼吸到學術獨立的空氣,就永遠不會再對等級制權力感興趣。歷代著作家深得他的推崇,從修昔底德到韋伯(包括孟德斯鳩),他們都是追求瞭解世界勝於改造世界的偉人。這種選擇註定將使阿隆處於某種孤獨狀態,遠離戰友之間那種熱烈的兄弟情誼。
同樣,由於他沒有明確地介入黨派鬥爭,也就無須堅持這些黨派的基本信念。但他可以對這些信念進行細緻的分析。阿隆宣稱:“我對社會深層力量的態度是明確的。我始終覺得自己被分割了,我對事態的發展,無論是遠期發展還是近期發展,都感到沒有把握。”當然,要想對世界有一個盡可能深刻的認識,並把這種認識當作進行判斷的必要前提,就不能不明確這一點:人與社會是異常複雜的,一些良好的意願卻可能產生災難性的後果(反之亦然)。儘管偉大的原則可以是堅定的和無可爭辯的,但具體情況很難符合惡善二元論的判斷。世界並不是非黑即白,只有兩種顏色。阿隆在《介入的旁觀者》一書中寫道:“永遠沒有善與惡之爭,只有可取與可憎之爭。”
因此,探索知識的研究工作絕不會是封閉的。對人類世界的闡釋一定是多樣化的,是相互補充而不是互相排斥的。阿隆從來沒有自詡掌握了最終真理和完整的闡釋體系。因此,他提出的判斷不是說一不二的,而是留有可供爭論的餘地。1940年,他在倫敦為《自由法蘭西》—— 一份抵抗納粹德國的法國流亡者辦的雜誌——撰寫社論時,一方面對正在進行的戰爭採取鮮明的立場,同時申明雜誌的目標是維護“自由和尊重各種信仰”(巴弗雷著作,第173頁)。1955年,他為《知識份子的鴉片》這本論戰小冊子作序時,描述他的思想夥伴是“懂得戰鬥但不記仇的人”。他對一些敏感問題——如停火與合作,維希與貝當——也提出了巧妙而平衡的判斷。在他的身上,找不到任何要求殘酷清洗的思想。薩特在談到他這位同學時怒氣衝衝,與之相比,阿隆在《回憶錄》中對薩特的描繪則顯得寬宏大度。阿隆對其他昔日論敵的態度也是如此。他始終堅持要從他所批判的理念中看到好的一面,從他為之辯護的理念中看到不足的一面,這種傾向在某些人看來就是小罵大幫忙,說他好出驚人之語,語焉不詳,每次下個斷語又加上許多限定詞,最終也不知道他到底要堅持什麼。他自己在《回憶錄》中也不禁懷疑起自己是不是反對惡善二元論反對過頭了……
但並非如此。阿隆擺脫了惡善二元論和相對論的羈絆。惡善混合說雖然曾濫觴一時,但並不妨礙他明確揭示出世紀性的政治弊端。他於1956年寫道:“估量恰如其分並不等於真實,20世紀的專制暴行是無法估量的。”阿隆對惡的譴責毫不含糊,對善的前景則沒有把握。
邊緣化的阿隆
阿隆的思想今天已經得到公認,幾位同代的思想界大家對他倍加讚賞,這可能會誤導我們以為他是那個時代的中心人物,是公眾輿論的代言人。其實根本不是這樣。一個如此關切真理的人物,不可能長久地適合任一政黨或任一機構的口味。阿隆始終處於邊緣化狀態,他為自己作為知識份子的選擇付出了代價——儘管他種種榮譽加身。盧梭深諳其中奧妙,他曾指出,“黨同伐異,僅憑這一點,就會成為真理的敵人”Oeuvres completes, Gallimard-Pleiade,t.Ⅰ,1964,p.965.。阿隆對此也有自知之明,1965年的這幅自畫像就是證明:“怪人一個,過分關心行為中的真理,過分關心思想中的行為。〔……〕這就是我,許久以來,無論在哪里,我都是一個邊緣人。〔……〕一個無黨派人士,他的意見不是衝撞這些人就是頂撞那些人,儘管他想竭力保持溫和,仍然令人難以忍受。”(巴弗雷《雷蒙·阿隆傳》,第338∼339頁)
阿隆首先是一個始終被政權邊緣化的人。有人可能以為他是“君主的顧問”,因為他與第五共和國的各位總統(如夏爾·戴高樂、喬治·蓬皮杜、瓦萊堙P吉斯卡爾·德斯坦)都保持著良好的私交。他與第四共和國的政界人物也很熟。但他從來沒有當過一位國家領導人的官方顧問或半官方顧問。因為在他看來,為任何權力效勞都是可恥的,他堅決秉持其獨立性,對各個政黨的態度也是如此。1926∼1927年他還是大學生的時候就加入了社會黨。但自從他在德國思想發生轉變以後,這種黨派歸屬就不再延續了。在倫敦,從1940年起,他本來可能變成戴高樂派,但圍繞在將軍身邊的個人崇拜和強迫追隨者非黑即白地看待世界的做法把他激怒了。於是,他與之拉開了距離。“解放”以後,當戴高樂成為政府首腦時,他繼續持保留態度。而一旦戴高樂遠離政權,阿隆便決定向他表示忠誠,加入了他創建的法蘭西人民聯盟( RPF)。1948∼1952年,他多少有點勉為其難地參加了這個黨的幾次活動。當將軍重返國家領導人的職位時,他又遠離了將軍,甚至嚴厲地批評了他的某些決策。他在《回憶錄》中不無諷刺意味地寫道:“當他的事業——法蘭西人民聯盟受挫的時候,我追隨過他。”
他對重大意識形態問題的選擇也是如此。戰前,阿隆的精神家園屬於非共產黨左派,該派別中的多數人支持和平主義。他本人曾不斷發出警告,反對納粹德國所代表的軍事危險。1945年,阿隆理應為他拒絕與敵方的任何合作和旋即投入抵抗運動而自豪,但他對此沒有任何炫耀。恰恰相反,他參加的戰鬥鮮為人知,這就是把蘇聯及其代表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請下神壇。蘇聯以犧牲2500萬人為代價換來了抗擊納粹德國的勝利,勝利的光環曾經使蘇聯人民的聲望升到頂點。法國共產黨令人尊敬和畏懼。巴黎知識份子在各種反法西斯聲明中,在採取左派立場(實際上往往是中間派立場)的時候加大了自己的籌碼,卻忘記了他們在戰爭中的消極態度。左派在選舉中並不占多數,但在大學中是多數。在那堙A同情共產黨的聲音得到宣揚。阿隆成為教授以後,遭到來自學生和同事們或沉默或明顯的敵意。因為在他們看來,馬克思主義已經屬於明白無誤的真理。薩特主導了這場公眾辯論,他已經不再搭理高等師範學院的這位老同學,而是大聲宣告:“一個反共的傢伙,就是一條狗。我不會帶出來,永遠也不會。”在這種情況下,毫不動搖地堅持自己的信念需要一定的勇氣。整整一個時期,阿隆都形單影隻。
人們可能會想,被左派拋棄了,右派一定會張開雙臂歡迎他。但這種傳統也沒有在他的身上應驗。《回憶錄》中最可憐的畫像之一,畫的是右派官僚。“我在法蘭西行動派中又發現了一個叫我惱火的傢伙,他讓我再一次感到,這些民族主義者或反動派屬於另一個我根本無法生存的世界。”戴高樂派對他並不比對別人更信任。阿隆在阿爾及利亞戰爭時期所持的立場招致右派中不少人的刻骨仇恨。他反對殖民主義的立場也沒有贏得左派的好感。
阿隆對現行體制的認同來得晚了點兒,而且並非毫無困難,顯然也絕非偶然。1948年,他向巴黎大學申請一個教授職位,別人卻寧願給他一個離馬克思主義不算太遠又無須在報紙上撰寫太多(歌功頌德)文章的候補職位。1955年他再次提出申請,剛好通過。然而,他並不適宜在大學媟磼x的生活,而且這種情況在教授的職業生涯中也不多見。1967年他辭去這個職務,僅僅在高等實驗研究學校教書。他同巴黎政治學院也保持距離,只是偶爾參加一些國家科研中心(CNRS)的研究專案。1961年,法蘭西學院的候補教席生變,出現了空缺。直到1970年,阿隆才得以入選法蘭西學院,而別人到了這個年齡已經考慮退休了(米歇爾·福柯與他同時入選,而年齡只有43歲)。他從來沒有當上法蘭西學術院院士。他嘗試著為這些失意自我解嘲:“我不會循規蹈矩,任何行當都會藐視邊緣人物。”
大學完全有理由藐視他,因為他不斷在報刊上著文批評大學。他不是批評大學被左傾意識形態控制了,而是指責其考試徒具形式和經院氣息,譬如資格考試。他指出,教授們的神聖自主權利只限於教授個人獨享,他們的學生和同事則沾不上邊;學校對科研缺乏興趣。對於一個於1939∼1945年親身體驗了戰爭的人,一個於1945∼1955年在報刊上從事政治戰鬥的人,大學並不是一個非常理想的職場。“大學教員堛漲h數人完成他們的學業後只能從事教學工作。這是一個聚滿孩子或青年人的柔弱世界,有可能一直維持某種稚氣。”1968年5月造反的大學生們再次引用了他的許多批評。但是,阿隆已經得不到他們的認同,他只能在學校官員和資格考試委員會代表中活動。他聽到身邊有各種拒絕承認知識價值的言論,這些言論往往很能蠱惑人心;革命幼稚病也與他格格不入。“五月風暴”沒有使他接近大學生,反而有點使他更加孤獨。
人們可以批判阿隆的各種立場,但不能指責他循規蹈矩,也不能指責他隨波逐流,追趕巴黎知識界一波又一波的新潮。他經常會對新思潮有所反應,只要這些思潮與自己的心靈一致。他甚至超脫了不按常規辦事的常規行為,也就是說,他不挑戰公眾輿論,不根本反對社會共識,不標新立異。他參演的是一幕社會喜劇,但他自己對此也不太相信。但需要冒險時,他也在所不惜。
阿隆:西西弗式的人物
阿隆放棄了建立一個完整哲學體系的打算,放棄尋找一把可以打開各種鎖具的萬能鑰匙。他為每個問題提供的答案都是部分的或臨時的,從不認為自己的解釋是最終的和排他的。他的行為至少是源於同一種精神,奔向同一個方向。他事先提出了必須盡可能地瞭解情況。當你雄心勃勃地要指導別人的時候,對世界的現實視而不見就變成了一個道德錯誤。他在答復1957年的一份評論時這樣寫道:“視而不見是軟弱而不是勇氣的代名詞。”(巴弗雷《雷蒙·阿隆傳》,第350頁)人們隨後強調,只有援引合理的論據,才是推動具有不同信念的個人之間的對話和表面上相互衝突的文明之間的對話的唯一手段。只要人類願意尋求自身和解,理性觀念就是人類的最高境界。因為理性觀念與真理一道,具有普世意義。
在一篇評論列維-斯特勞斯論馬克斯·韋伯思想的文章中,阿隆提出了以道德與科學為共同基礎的普世觀。阿隆寫道,“即使我們承認‘2×2=4’從邏輯上講是真理,這也不等於‘你永遠不會殺人’是真理,數學平等的最後一個含義是面向所有的人,而禁止殺人的普世性屬於另一種問題。理性主義道德的正式規則……是人文理想和人類大同社會的符合邏輯的發展,這是一個同科學真理的深刻含義不可分割的理念。”光憑經驗,無法看到道德和科學的普世性。但這可以引起爭論,甚至可以豐富爭論,這是一個屢試不爽的法寶。
這一事實即使不是完全悲觀的,也沒有帶來什麼巨大希望。任何人只要選擇了服從理性,就註定要面對西西弗一樣的苦工。誠然,你可以用理性來分析最不理性的行為,但你很難改變這些行為。理性是診斷疾病的一個好方法,但要治療疾病就略顯不足了。我們把寶押在理性上,就要無盡無休地勞作,而且不要抱多大期望。清醒的鬥士應該是一個沒有奢望的鬥士。1961年阿隆就曾說過:“我對理性的演說能夠產生什麼效果不抱幻想。”(巴弗雷《雷蒙·阿隆傳》,第369頁)為什麼如此悲觀?因為在最好的情況下,言辭也只能對言辭發生作用;而人本身是怎樣的,並不能完全體現在他所堅持的言辭之中。阿隆談到,他在“五月風暴”時鬱悶地發現,“由於經歷不同,很難有真正的對話”,為交流而交流的個人,誰也不可能動搖對方的信念。一個人可以撇開另一個人的論據不管,但這並不意味著一個人能夠改變另一個人的行為。“感性經常抗拒理念上的辯駁,而人正是通過理念來表達自己的思想,使自己變得理性起來。”
把人類的行為歸結於非理性,就會導致一種對人類歷史不說悲慘至少也是令人洩氣的看法。我們可以期待暴力在某個地方某個時段被阻止,但不能指望它被根除。在每個國家的內部,暴力可以被掌控,但不能被消除。在國際關係中,暴力將始終存在,可能掩蓋在幕後。為了戰勝暴力,有時必須使用暴力。阿隆在倫敦時有位戰友,叫羅曼·加堙]Romain Gary),他談到自己在德國上空的飛行使命時說:“是希特勒逼迫我們殺人的。即使有完全正當的理由,也不能說是無可指責的。”為了防衛他人的進攻,必須生產殺傷性武器。甚至在和平時代,任何技術進步的代價,都是摧毀舊的生活形式。因此,阿隆雖然善於揭露販賣夢幻的商人許下的空頭支票,但他沒法扮演滿懷希望的供應商的角色。他所捍衛的自由民主不是地上天堂,只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的一種妥協。
不僅是整個人類的未來不會服從理性,個人也不會服從理性,不論他如何忠實於自己的信仰。阿隆始終明白並且承認每個人的一生中都會有這樣的時刻——正如1933年他寫道——總有“客觀努力必須讓位於必要的義憤”(巴弗雷《雷蒙·阿隆傳》,第88頁)之時,即使他本人也不能例外。因此,他也不敢奢望自己的判斷完全客觀。1965年,阿隆在他的自畫像中說,他把“他的激情掩蓋在論據之下”(巴弗雷《雷蒙·阿隆傳》,第339頁)。下麵這句話可能有點言過其實了:在大多數時間堙A他的論據不是用理性掩飾感性。但這種情況可能發生。最令人吃驚的是阿隆對以色列與阿拉伯鄰國之間“六日戰爭”的反應。他在1967年6月的一篇文章中談到了他親以色列的立場,他說,這是一場“不可抗拒的運動,來自何方無關緊要”。
16年後,阿隆提到這篇文章時曾自責“忘記或無視了力量對比”。可見,他忘記了他的第一條行為準則,即做事前要盡可能先瞭解情況。“即使在這個時刻,我也本應保持頭腦冷靜。”作為一個不偏不倚的旁觀者,態勢是明朗的:以色列的軍事力量明顯高於鄰國的,以色列國家的生存並沒有受到威脅。
有人以為法國的情況恰好相反,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受到一家大報社的影響,這家報社的猶太裔作者們竭力為以色列的利益辯護。就此阿隆有機會同列維-斯特勞斯通信,阿隆本著嚴謹的習慣,把信件收入了《回憶錄》。面對史學家阿隆,這位大人類學家採取了普世主義立場。那些在報紙上散佈假消息的人動機不純,不能被原諒。但阿隆認為:“沒有客觀真理,只有個人或群體觀察形勢和事件的不同方法。”他們缺乏必要的“尊重事實”之態度,而這是知識份子的首要信條。列維-斯特勞斯對周圍的社區十分熟悉,他從中得出了對兩個人都有意義的教訓:“迫害紅皮膚的人泛指印第安人。——譯者注時,我真的沒有感到肋上添了新傷口,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出事時,我的反應就大不相同了。”的確,在人類歷史上這並不是第一次,一些“被迫害的和被壓迫的人來到幾千年來被弱小民族佔據的土地上安家。因此,他們急不可耐地要取得勝利”。
這正是阿隆的想法——一般如此,但下述情況除外。例如,在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他對加繆的態度之嚴厲,實在令人驚訝。由於加繆不能忘卻他的獨特決定,“儘管阿爾貝·加繆想要主持正義,並表現得寬宏大度,也不能超越他那殖民者的立場”。加繆拒絕在他的母親與公正之間做出抉擇,在他看來,(1957年的)這個著名事件只是作者一句毫無意義的空話。然而,到了1967年,當法國的猶太裔知識份子選擇了無條件維護以色列的立場時,他卻這樣解釋:“他們與加繆有同樣的經歷。在某些情況下,知識份子左思右想,拿不准該反對還是贊成。他們對比材料,參照一些抽象的公正規則,即便如此,有時仍難以採取明確立場。他們要麼噤若寒蟬,要麼向妖魔伏首。”這媮|個例子,面對阿爾及利亞,加繆選擇了保持沉默,其他人則寧願追隨妖魔。
在世界進程或自己的思想進程中,要引入一點兒理性的確不是一件輕鬆的事。阿隆從來不想掩飾這一點。“由於有人把我看成一部智能機器,最後可能大家都會忘記我也是個普通人。”但是,他並沒有放棄推西西弗的石頭。
阿隆:約伯式的人物
約伯的故事是《聖經》中一個正直而幸福的人的故事,上帝為此甚至決定對他進行最嚴酷的考驗。
阿隆的生活是在最好的庇護下開始的。他在一個友愛的家庭堛齯j,擁有出類拔萃的智力,走的是法蘭西共和國青年的光輝道路。他於1924年進入高等師範學院,1928年以第一名的成績通過了哲學教師資格考試。但歷史給了他早期的打擊。首先是1928年經濟危機摧毀了他的家庭,他的父親不得不放棄一個光彩的職業,被迫去一家小食品企業打工,不久便病故了。隨後,阿隆便決心要完成父親想努力實現卻無力實現的夢想。
阿隆在德國遭受到第二次打擊,這就是國家社會主義的崛起。直到這個時候,他感到自己有時追隨康德,有時追隨普魯斯特,但絕不會跟著政治跑:“對我來說,愛好政治等於有個弱點。”希特勒打亂了他的價值排列次序。此後,阿隆堅決把文學愛好撇到一邊(他只是在1928年做過一次有關普魯斯特的發言)。他雖然做過一篇歷史哲學的論文,但在文中引入了對當代悲劇的認識,以致衝撞了他的一些導師,這些導師對大學安靜的教室堨X現的政治混亂感到詫異。在這次事件中,他言之有理,但只是得到小小的安慰。停戰把他動員起來,也使他受到衝擊,他必須離開自己的親朋好友,去倫敦繼續戰鬥。他在槍林彈雨中經歷了希特勒對英國發動的閃電戰。
戰爭的結束本來可以使他安靜下來,而情況並非如此。回到巴黎,他在《回憶錄》中追述道:“我的情緒時好時壞。”他與別人不同,他從一開始就投入了戰鬥,那為什麼他還會情緒惡劣呢?因為他對自己的要求比對其他人更嚴格。在戰前他在服兵役的時候就參加了一個氣象學班。在“奇怪的戰爭”期間,他應徵入伍,進了這個氣象兵部隊。他曾經要求轉為坦克兵,這是一個現代化兵種,更符合他那爭強好勝的性格。但很快就停戰了,他的要求不了了之。再度回到倫敦,他以為自己的夢想可以實現了。流亡者可以選擇進入他服過役的部隊。阿隆毫不猶豫,要求當坦克兵。他的請求通過了,但一個倒楣的消息等著他:他已35歲,作為入伍新兵的老大哥,年齡超過了坦克兵的年齡上限。於是他被介紹到部隊的後勤管理部……重返倫敦卻當了個會計,沒有任何英勇可言。當有人推薦他擔任法國人在倫敦辦的《自由法蘭西》雜誌主編時,他馬上就接受了。
抽象地講,毫無疑問,對於法蘭西的事業來說,阿隆作為傑出的溫和派記者當然比當個會計更有用。但面對本人的良心法庭,他無法安下心來。他是不是在逃避行動?他可以找出各種正當的理由為自己辯解,他選擇當記者並不是害怕子彈。“這樣做既無損名譽,也沒有什麼不光彩的。”同飛行員每次出勤都要冒生命危險相比,比如羅曼·加堙A阿隆感到自己“遠離火線”。“解放”的時候,他也曾責備自己過於追求超越“混戰”,沒有以更熱烈的態度為戴高樂主義辯護。
出於一種為祖國法蘭西盡義務的情感,阿隆激情滿懷,情緒高到在今天看來難以理解的地步。國家的需要——他所理解的那種需要——遠遠超過了他個人的欲望。1945年他曾自忖的這些愧疚、遺憾和自責,導致他做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他選擇了不僅放棄文學和哲學,而且放棄了知識份子的慎獨。阿隆結束了長達10年(直到1955年)的大學教師生涯,基本上把自己獻給了新聞事業。在他看來,這是為國家效勞的最好方式。他為昔日限於純粹的知識份子的無所作為而懲罰自己。他首先是在《戰鬥報》,接著在《費加羅報》奮筆疾書。出於同樣的考慮,他於1947年加入了戴高樂派的法蘭西人民聯盟。
但是,他立即對此深感懷疑。他擔心自己會精疲力竭,他父親就是積勞成疾的。他也擔心自己沉淪於這種急就章式的寫作而不顧明天的短命生涯。1948年以後,他覺得難以承受這種職業記者生活了,試圖進入巴黎大學。然而,那些“親愛的同行”拒絕了他。後來,阿隆把這幾年看作一種虛度光陰或一段幕間插曲。他在《回憶錄》中稱之為“十年虛度”。此外,他又遭遇了個人的不幸:1950年,一個染色體有問題的嬰兒出生了。1個月以後,1944年出生的次女又因病夭折。阿隆遭到沉重打擊。為了保持平衡,他更加瘋狂地投身於工作,投身於他稱為“魔鬼纏身的新聞工作”(巴弗雷《雷蒙·阿隆傳》,第264頁)。這兩次衝擊使他認識到,人是多麼難以掌握自己的命運。“一個人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孩子死去卻無能為力,就不會再去追求普羅米修斯式的榮耀了。”
由於出了下麵兩件事,阿隆很快走出了這個後來被認為是一事無成的時期。一件事是1955年他再次成為巴黎大學教授候選者。這次成功入選,把他同做學問連接在一起,而不再是以行動為主。另一件事是同年他出版了《知識份子的鴉片》一書。誠然,這是一本論戰的小冊子,但它幫助他超越短期爭論而再次進行更深刻的思考。此書引起了巨大反響。友人的關愛幫助他從個人悲劇造成的沮喪中脫出身了。“我從黑暗中走出來,可能預示著我將與生命和解。”
此後直到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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